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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改革开放后,一些华人女性及家庭移居美国。本文作者实地调查发现,近些年移居美国的华人女性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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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与困境:微观移居美国的华人知识女性

2020/6/29

编者按

改革开放后,一些华人女性及家庭移居美国。本文作者实地调查发现,近些年移居美国的华人女性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知识女性占比有较大幅度增加。与早期移民相比,这群女性公共领域活动的参与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较大拓展,对私人领域事务也拥有一定的决策权。但其依然面对着来自种族、阶层、性别的多重排斥。生活的真实或多或少地戳伤了她们曾经美好的憧憬与愿望。

■ 孙继静

改革开放后,一些华人女性及家庭通过留学、访学、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途径来到美国,其中大多数在移民前已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是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她们往往为了获得教育资源、享受生态环境等目标移居美国。

2017年8月~2018年8月,笔者在美国做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其间,笔者以网络问卷的形式,对伊利诺伊州厄巴纳-香槟地区华人知识女性进行了社会调查,并利用自媒体平台的发布功能和网络社交平台的转发功能,采取雪球抽样的方式由受访者将问卷转发给自己认识的其他地区华人知识女性填写,共回收有效问卷85份。同时,笔者还对20名受访者进行了半结构式深入访谈。

通过调查,笔者发现近些年移居美国的华人女性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知识女性占比有较大幅度增加。与早期移民相比较,这群女性凭借良好的教育经历、熟练的语言沟通、较强的文化适应能力及勤劳智慧的传统美德,公共领域活动的参与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较大拓展。与此同时,对私人领域事务也拥有一定的决策权。某种意义上说,她们的意愿决定着移民家庭的走向。但其依然面对着来自种族、阶层、性别的多重排斥。

移居美国华人知识女性生存现状

调查发现,表面上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似乎满足了移居美国华人知识女性的直接需求,但生活的真实却或多或少地戳伤了她们曾经美好的憧憬与愿望。

——经济拮据。华人知识女性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包括固定的工资薪金、兼职所获劳务报酬、金融投资回报、政府补贴及原有资产收益等。根据笔者调查,几近45%的女性是依赖配偶的固定工资薪金,占比最高。这群女性自身职业构成主要集中在如收银员、餐馆服务员、保姆、卖菜和代购等服务性行业,从事管理类和技能型工作的人仅为29.41%和11.76%。她们中的多数人收入不稳定,社会福利保障欠缺,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需用在自身和家庭成员的医疗保险上。

——政治排斥。移居美国的华人知识女性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参政愿望和热情,也意识到参与政治对保障自身权益及融入美国社会的必要性,她们不时以旁听庭审、游行示威和网上请愿等形式融入美国的政治生活。然而,受到语言交流障碍、文化理解差异及传统观念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她们参与主流政治的行为并不多,活跃在高层政坛的女性更是凤毛麟角。

——孤独感侵蚀。出于实用主义角度,一方面为排解受外部环境挤压而产生的“异乡人”的孤独感,一方面为解决自身实际问题的需要,华人知识女性的闲暇生活较为单一,以参加华人社区聚会为主,致使其有效社交圈较窄。笔者曾在美国所居住的社区,以华人居多,大多为知识分子家庭,邻里间彼此基本熟识。几乎每个华人聚居地都以社区为单位建立了微信群、QQ群,邻里之间相互帮衬、物品交易、信息共享,时常有小型聚会、结伴出游等活动。

多元身份下的困惑

移居美国的华人知识女性不仅忍受着现实落差与归属情结,同时还需面对基于种族、阶层、性别等多元身份带来的“文化困惑”。

——难以跨越的制度和文化障碍。突然的断层式嵌入某一文化环境与缓慢的文化渗透不同,深层结构上的差异表现在思维方式、行为表达及价值观念等各方面,这使得移居美国的知识女性们需要较长时间的了解与融入,过程中必然带给她们强烈的焦虑与不适感。从语言表达到日常习惯,这些新移民女性仍然常常因为对历史文化背景的陌生,难免陷入与同事说笑时的尴尬。同时,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分歧加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来已久的傲慢,令制度化的私人暴力强化了这样一种概念,即应该限制有色人种的行动、就业、教育、文化和移民身份,这些观念总在不经意间冲击着知识女性的心。访谈中,一位女性讲述了她被超市员工嘲笑中式烹饪方式和饮食习惯的故事。

——作为知识分子,面对严重的职业“玻璃天花板”。调查发现,81.8%的知识女性在移居美国前曾是职业女性,其收入亦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移民美国后,该群体中在美国有正式工作的人仅占24.2%。国内学历不被认可、英文水平有限及美国多元文化下隐蔽的种族歧视造成的“玻璃天花板”现象,使许多在国内生活体面的白领女性不得不从事与专业无关或底层的工作,较难跻身高层的行政和管理职位,面临谋求生存和自我价值实现之间的两难选择。

——作为女性,性别歧视在种族、阶层的制约下更为凸显。虽然种族歧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亚裔男性的性别特权,但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在私人领域依旧起着主导作用,增加了这些远走他乡的知识女性的孤立感。面临着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压力时,华人知识女性往往选择暂时放弃自己的学业或职业,成为家庭主妇或兼职小时工,经济上的依附使其在婚姻关系中较为被动。访谈中,有些女性提到家庭关系紧张时无处释放的挫败感,个别妇女甚至流露出遭受家暴时孤立无援的恐惧。

自1834年有史记载的第一位中国女性梅阿芳到达美国,至今已有180多年历史。不同时期移民的动机和主体类型不同,当前以知识输出为途径的移民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相对较早期的华人女性移民而言,现今在美国生活的华人知识女性,无论从个人素养看还是从在美国所处的社会地位看,都出现了较大变化。多元身份下的文化困惑压缩了她们的美好愿望和前景,生存压力和自我实现意愿之间的张力也给其精神状态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与国内女性相比,这些女性实则是在流动中经历着物质与精神的颠沛流离,不得不面对背井离乡的孤独感和无助感,以及因经济依附带来的情感依赖的不安全感。了解该群体的需求,借以增大中国的拉力,或可打开人才回流的局面。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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