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东南亚地区，从东南亚高地向低地的人口流动不断重塑着社会空间。本文作者以老挝西北部的实地调查为基础，探究从山区举家迁徙至低地，因失去土地而成为雇佣劳动力的阿卡女性群体，对社会变迁的理解和体验，发现政府主导的人口迁徙逐渐解构和重构了传统包括家户在内的社会权力关系，阿卡女性的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不断发生变化。这也提醒研究者关注个体行动者对塑造国内和区域间经济及社会变革所发挥的作用。

    ■  李云霞

    在东南亚地区，从东南亚高地向处于低地的坝区搬迁、内部安置与各种形式的流动不断重塑着高地与低地社会空间。本文以老挝西北部的实地调查为基础，从流动、生计变化和性别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来探究从山区举家迁徙至低地，因失去土地而成为雇佣劳动力的阿卡女性群体，对社会变迁的理解和体验。

    老挝人口迁徙的时代背景

    人员迁徙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战争、灾害、饥荒、避难及寻求更适宜生存条件都是促使人员流动的原因。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全球南部人口迁徙背景与民族国家建构、全球资本循环下商业化土地征用进程密切相关。在老挝提出革新开放之后的10多年，从山区到低地的安置引发的迁徙态势尤为明显。与对安置的利弊取向的研究不同，本文从连续性进程的角度分析这个现象：老挝国内人口迁徙与跨境人员、资本和物资流动共同作用下的空间和社会关系生产。

    在现代国家之前，处于多国接壤地的老挝，王国和封邑等政体之间的冲突导致了频繁的多方向人员迁徙。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对山区的重建需要，老挝政府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助力下在全国开始了较为频繁的内部安置，其间经历了从“把发展”带到山区，到“将山区人员迁徙到交通道路沿线，或者政府服务相对集中的地方”两个不同的政策导向。

    从21世纪初开始特别是在2003年左右，老挝政府加强罂粟种植非法化措施后，内部安置从规模和程度上变得比较显著。然而，对于大多数搬迁家庭来说，罂粟种植非法化只是推动搬迁决定的因素之一，重要原因还在于山区以自给自足为主导的生计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与山区相较，低地经济作物经济不断兴起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老挝民众的生计状况改善。山区人口向低地迁徙潮发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抬高了低地的农业土地用地价格，政府无法解决部分群体的用地需求，而无地群体的出现为当地农业投资市场提供了雇佣劳动力来源。无疑，从21世纪开始的迁徙与老挝民族国家构建下的市场经济推进密切相关。

    人口迁徙导致家户内性别权力关系变化

    为了应对区域化和全球化挑战，民族国家通过一系列疆域化政策不断整合着国家-市场-公民之间的关系。政府主导的搬迁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效应，人口迁徙和低地人口集中、个体流动性增强等带来的空间距离逐渐解构和重构着传统，包括家户在内的社会权力关系。

    尽管山区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是截然封闭的，但是如巴尼在《土地、生计与汇款：老泰边境青年向外流动的政治生态学》一文中所述，流动嵌入文化并以性别、民族和年龄为基础。由于在传统社会中山区女性个体的流动可能性低于男性，流动以及适应低地生活和文化无疑为女性带来更大的挑战：劳动力市场需求不稳定所带来的工作机会不稳定、适应与小农经济生产不同的工作要求以及家庭照料的压力。

    “每天担心找不到工作而不停找工作，每天打工才能每天吃上饭”是这些无地妇女们的日常生活写照。除此之外，作为降低对现金经济依赖的策略，采集野菜，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耗时的家务劳动，而在低地的食物采集距离更远，这加大了妇女的家务负担。

    伴随着在低地生计方式的改变，两性行为也在悄然变化。东南亚流动研究中，女性“汇款”等家庭经济回馈方式通常被看作在道德经济的视角强调女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然而却忽略了其现实目的性——获得家户所提供的生计保障机制。与越南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相似，在老挝，小农经济持续存在的同时，劳动力市场需求不稳定，家户仍然是组织生计的重要单位。一方面，为了保障生计，妇女们为家庭收益而不断劳作；另一方面，现金经济的依赖导致攀比心理出现。现金收入也改变着女性的能动性，妇女开始为自己购置心仪已久的小商品、防备丈夫吸毒或者赌博或者为孩子能得到教育而攒下私房钱，这些都为妇女们主体性提升提供了物质基础。

    迁徙所带来的市场参与，在使这些女性获得一定能动性的同时，也促使她们开始了对个体价值和意义的思考。一位由于父亲早逝而与哥嫂同住的阿卡女孩子对笔者倾诉搬下山的生活变复杂了，在她无法兼顾做工和家务时，哥哥认为她应该放弃打工，她觉得做家务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哥哥所认可的生计贡献，而如果不能持续做工，会被老板解雇。在父权逻辑下，妇女们也面临着群体内部以性别为基础的再边缘化。同样成为雇佣劳动力的男性无法消解新的生计模式给女性带来的压力，而直接或者间接转嫁其生存和适应压力于女性，作为成员之间力量博弈的场域，家户的父权逻辑继续规训着女性。

    人口迁徙使得女性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发生变化

    近期的全球流动研究强调个体流动所涉及的心理体验层面，亨丽埃塔·摩尔在《静物：希冀、欲望与满足》一书中指出，在全球性时代个体动用可获得的文化来理解身边的变迁和社会转型，并发展出对归属、意义和价值的新解释。流动空间扩大意味着村民们较之前接触到更多信息。对于识字率偏低的群体来说，人际间的互动不仅是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而且是较为有效的认知改变渠道。在与这些阿卡妇女的交流中，笔者注意到了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交织在她们的日常叙事中。

    面对艰难的适应过程，已婚中老年妇女一方面认为比起在山区，她们能见到更多世面，在新的工作和生活场景结识到的人改变着自己的想法，从另一方面则用带有宿命论的口吻描述自己作为少数民族妇女的境遇。然而，对于更年轻的未婚女性，她们认为离开山区迁徙到低地增加了接触不同民族和不同国籍男性的可能性，这为她们改变自己和命运创造了机会。在这些阿卡女性群体中，有部分通过做工而获得一定经济自由度的年轻女性认为，流动使她们摆脱了传统的乡间生活，与她们同为女性的长辈一样，婚姻仍然是保障生存和生计的宿命，而与长辈不一样的是她们有了更多的选择配偶的民族和国籍的可能性。

    全球化、区域化和国家与公民关系调整进程加剧着东南亚的个体与群体流动，这些宏观机制对微观层面产生了可见与不可见的影响。以老挝西北部的山区少数民族妇女经验为例，我们应同时看到国家-社会边缘的无数行动者对塑造国内和区域间经济、社会变革所发挥的作用。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