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文琦

    ■ 记录：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今年春节，当我知道陈琳教授去世的消息后，心中非常难过。

    陈琳教授是我国著名外语教育专家，是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教书一辈子，自称“百岁教书匠”。

    可以说， 我与陈琳教授的缘分是从跟着广播学英语的时候开始。

    当我还是一名小学生的时候，学校里的主课是语文、算术，没听说过“外语”是什么。我的父母都从事工艺美术行业，他们也没学过任何外语。有一天，我父亲突然给我买回一本《广播电视英语》。就这样，12岁的我开始跟着广播学英语。那时，电台每天播出两次，一次是早上六点多，一次是在晚上。每天早上我被父亲从被窝里叫起来听课，为了让我清醒，他用凉毛巾给我擦脸。晚上，不管学校有没有作业，听广播学英语，是我雷打不动的学习内容。就这样，我这个从来没听过英语的孩子，全凭跟着收音机，学会了英语的听、说、读、写。

    那年我12岁，在没有成人辅导的情况下，完全独立地听懂、学会、跟上学习陈琳教授的广播函授课，这完全得益于这位了不起的陈琳教授，由他主编并主讲的《广播电视英语》科学易懂。而我，只是他数以千万计的素未谋面的学生中的一个。唯一能显示这层师承关系的，是让我终身受益的、从收音机里模仿来的，陈琳教授那标准的英语发音。

    改革开放之初，《广播电视英语》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1985年，因学习《广播电视英语》而在学校里英语成绩一直遥遥领先的我，如愿以偿考上了北外英语系。在北外学习的四年，为我一生的事业和生活奠定了基础。

    我们这个年级，是英语系第一次在大三实行“专业倾向”制的。我当时在几种专业倾向中，选择了自己最感兴趣的“文化班”。多年以后，我才得知，“要结合专业学语言”是陈琳教授一直在积极呼吁的，而我们能用英语去学不同的“专业倾向”，很可能是陈琳教授多年努力呼吁的结果。

    在北外，遇见爱。大学毕业后，我由“北外学生”变成了“北外女婿”。在家属院，有时能碰上陈琳教授，他永远是那么风度翩翩，即使上了年纪，也身形矫健、充满活力，那种精神状态，让人没法不佩服。同时他又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无论谁跟他打招呼，他都亲切回应，笑容可掬。

    陈琳教授今年1月21日去世的消息，我没敢告诉正在病中的岳父，怕他太难过。

    我的岳父杨芳林1956年进入北外上大学时，学校教学使用的就是陈琳教授那时刚刚编成的、新中国第一部全国大学英语专业通用教材《大学英语课本》。学生们对这位年轻有为又温文尔雅的年轻老师无不佩服有加。后来，我的岳父毕业后也留校任教，与陈琳教授成了同事。离退休后，他们又共同为老教授协会外语专业委员会工作了十余年，陈琳教授是理事长，我岳父是秘书长，两人的交往甚为密切。

    记得30多年前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常听岳父说起陈琳教授有一本自制的“日程本“，他会提前为每个月每一天安排好工作内容，一目了然。那实际上就是后来人们常用的“效率手册”，而陈琳教授那时已经使用这种高效的工作方法几十年了。他的一生著述等身，社会影响巨大，靠的是超人的勤奋努力，无一日虚度。耄耋之年，他仍保持着高效的工作状态，他的日程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每日工作，让看到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岳父还经常提到，陈琳教授能成为中国大众英语学习最强有力的推动者，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编了某一套教材，或者上了电视的某个节目出了名。几十年来，他默默地做了各种别人“看不见”的工作。

    20世纪60年代，我岳父被英语系派到北外附中任教，那时，陈琳教授就是最热心扶植附中专业课教学的大学老师。他经常在工作之余从西郊的大学专程到和平门的附校去，跟北外附中的老师们讨论教学情况。后来，我岳父兼任英语系办刊物《英语学习》的编辑，凡是需要向陈琳教授约稿请他向读者介绍怎样学好英语时，他无论多忙，总是有求必应。

    对各种渴望学外语的人，陈琳教授都尽力帮助，他在教学方式上不拘一格，敢于尝试，没有学历歧视，他素有爱才、惜才的美名，通过电大、夜大、函授、培训，他让英语作为一种技能帮助很多年轻人改变了命运，成就了很多原本失去读书机会的青年人。 

    2021年9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80周年校庆活动上，百岁的陈琳教授携夫人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校友集体纪念婚礼。那时我们与他一起登台、一起合影时，他的气色还那么好，一如既往地微笑着。

    而今，他已作古。怎不教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