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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 文化周刊·什刹海·美文

重读孙犁系列随笔(八)

重读“冀中一日”


    重读《冀中一日》,我们又仿佛在字里行间听到了“如丝竹吟讴”的刻字声……

    ■ 侯军

    (一)

    “去年九、十月间,我住在冀中二分区文建会,等候过平汉路……路却没得过成。后来,王隽闻同志(即王林)约我帮忙编《冀中一日》。”这段自述,出自孙犁先生为《区村和连队文学写作课本》油印本写的后记,时间是1942年1月12日,地点是在冀中南郝村。这是我所能查到的孙犁先生自述参加《冀中一日》编辑工作的最早记录。

    可见,孙犁先生参与《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完全是因故滞留冀中,却被“截留”请去帮忙的。

    何为《冀中一日》?需要略加介绍:《冀中一日》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冀中区举办的一次大型的民众参与的征文活动。这种征文形式也可以说是当时文坛颇为时兴的一项文化活动类型——此前,高尔基曾发起组织了“世界一日”,茅盾曾发起组织了“中国一日”。于是,冀中区也发起了《冀中一日》。“冀中一日”的时间节点定为1941年5月27日,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是策划者特意挑选的“寻常时点”,为的是不带任何纪念指向和特殊意义,忠实记录普通人的普通一天,汇集起来恰恰是当时冀中军民战斗生活的一个真实横断面。

    当时,边区的领导者要求动员全区的党政军民各界人士全都拿起笔来,记录自己这一天亲历亲闻的实况。如果说,“世界一日”和“中国一日”的参与者,主要还是有一定写作经验的知识人士,那么“冀中一日”的参与者则更多的是基层干部及普通民众。“当时也是采取的能动笔的动笔,不能动笔的请人代笔的办法。不少老大爷、老大娘和很多不识字的人,也都参加了这一群众性写作运动。于是各地送往‘冀中一日’总编室的稿件,要用麻袋装,用大车拉。这一下子可真不得了,打起游击来,还得保护这些稿件。当然人们也抱定了宁使自己流血,决不能使稿子受到损失的决心……”

    如今,和平时期的写作者,实在想象不出当年《冀中一日》的作者和编者们,是在何等艰苦的状态下,写出了这些真实的记录。

    (二)

    按照事先对征文稿件的编辑纲要,《冀中一日》全书分为四辑:“第一辑名为《罪与仇》(敌占区近敌区情形),第二辑名为《铁的子弟兵》(三纵队及地区游击队作战、生活情形),第三辑名为《独立、自由、幸福》(政权建设),第四辑名为《战斗的人民》(群众参展、进步生活情形)。”

    孙犁先生说:“《冀中一日》工作布置时,笔者未知其详。”这也验证了他这个“志愿军”是在中途参与进来的。那么,孙犁先生对当时参与“冀中一日”前后的情形是如何记述的呢?在《文艺学习·前记》中,他写道——

    当时我在山地工作,这年秋季回到冀中,我的母亲告诉我,她参加了一个由区干部召集的群众大会,在会上动员人们做文章,那个区干部并且举出我的一篇小文章,念给大家听。因此,我的母亲对那一次大会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在冀中人民的生活里,充满新生新鲜的热情,人民对一切进步现象,寄托无限的热爱和拥护,这种战斗的新生的气质,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冀中区组织了《冀中一日》编纂委员会,王林同志是主任,他留我参加了这一工作。从秋天开始,我们在滹沱河边的杨各庄和南北郝村,安了一个伙食单位,调来一批刻写人员,工作起来。

    那是一段值得回忆的日子。

    ……

    这是冀中全体人民给自己的战斗和成果写下的第一次记录,是人民新生后集体的写照。

    《冀中一日》编好以后,初版印出单行本四册。不过只油印了200部,本意是先送给各有关单位审核修改,将来再出铅印本。谁知,刚刚送交出去,还没来得及回收审订修改的意见,震惊中外的 “五一大扫荡”就开始了,日寇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让抗日根据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墨香尚未散去的《冀中一日》油印本也几乎荡然无存。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正式出版这部著作,曾经大费周折,连续登报寻稿,先是征集到前两集,于1959年1月出版,作为《冀中一日》(上册);此后又花费数年时间,遍寻河北各地当事人,最后才在一位名叫周岐的“钢板战士”那里,找到一部完整无损的全本,1963年2月才将《冀中一日》(下册)出版。至此,这部饱经战火和岁月磨砺的、命运多舛的特殊纪实文学,才算重获新生。

    倘若以初版油印200本来计算,这二百分之一的保存概率,着实彰显出这部凝结着冀中军民鲜血和心智的著作的无比珍贵性——因为这些文章的作者和编者中,已经“有很多同志把血洒在冀中平原上了”。(孙犁语)

    (三)

    几位参与策划编辑《冀中一日》的当事者,都一再提到“钢板战士”,对他们的创造性劳动赞不绝口。李英儒写道:“提到付印,立即想到刻写印刷的同志,他们是工作越多越紧张就越感到高兴,几杆铁笔齐挥,铁画银钩,一泻千里。侧耳听去,既像机器作响,又如丝竹吟讴。付印时刻到了,油滚子在他们手中翩翩跳舞,带着香气的印刷品像长着翅膀的鸽子从魔术家的宝囊里蝉联飞出来。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冀中一日’不能那么快速地制成成品。”

    孙犁在谈到自己的《区村和连队文学写作课本》时也赞扬当时负责刻写印刷的“钢板战士”:“这本小书的印刷,简直是一个奇迹,那种工秀整齐的钢板字,我认为是书法艺术的珍品,每个字的每一笔画都是勾勒三次才成功的。一张蜡纸印一千份,保证清楚没点染,也是经过印刷同志们苦心研究的。”

    这些大作家都不惜以诗一样的语言来赞誉这些刻印该书的“钢板战士”,足见在当年艰苦的战争年代,刻制印刷对于书籍的编纂和传播是何等重要。

    油印时代,似乎距离今天已十分遥远,后人在便捷地阅读这些文字时,很容易忽略当年的刻印环节。只有当事者才会对“钢板战士”们念念不忘。重读《冀中一日》,我们又仿佛在字里行间听到了“如丝竹吟讴”的刻字声。

    (四)

    《冀中一日》编完后,孙犁利用编辑过程中积累的鲜活素材和切身体会,写成了一本专供区村和连队文学爱好者学习写作的课本,即后来多次再版、影响深远的《文艺学习》。

    依照现有的时间记载,从年底《冀中一日》告竣到孙犁翌年1月12日写出本书的后记,满打满算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孙犁竟然把一本11万字的书写出来了。这不禁令人惊叹他的写作速度和质量水平。

    这本《文艺学习》的最大特色,就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孙犁所运用的素材和例证,均出自《冀中一日》的写作实践中,尤其难得的是,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落选”的文字,也在这本书中以典型案例的形式,得以部分的保存。孙犁对这些未能入选的稿件,同样予以关注。尤其是在经历了“大扫荡”之后,这些出自民众之手的文字,尽管有些瑕疵,同样弥足珍贵——孙犁写道:“书中所引的一些断片文字,包括当时的一些未用稿,在真实而生动地反映抗战时期,冀中人民所进行的战斗和经历的苦难方面,现在看来不是更值得珍贵了吗?其中所表现的火花一样的激情,不是仍然在我的眼前闪烁,并能扩而大之,对我的思想感情起着鼓舞砥砺的作用吗?”

    在孙犁看来,“这小书不是创作方法。这本小书只是记下了:我经历了冀中区那一时期的生活,和编辑了反映这种生活的《冀中一日》以后,我对文学——生活,或者说是人民——文学之间的血肉关联的一时的认识罢了。这本小书实际上是对这一时期冀中人民生活进展的赞歌,它保存我那一时期的激情。现在看来,我在其间叙述的冀中现实和引录的一些短稿,都保留着这种热烈新鲜的气息……”

    这段话写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天津,是孙犁对过往艰辛的战斗生活的回望,也是他作为原作者收捡残存的昔年文稿的心语。

    (五)

    追忆这次曾经在冀中大地上万民参与、轰轰烈烈的文学创作,重读这些已经泛黄的书页,梳理这些散落在时间深处的断简残篇,时常感到一种时空的错位,好像我们也重返当年的风云世事中。

    82年,岁月尘封,人事代谢。冀中大地,早已发生了沧桑巨变。然而,在这片曾经被血与火洗礼的热土上,曾经充满战斗激情,曾经诞生激扬文字,曾经留下过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在我的少年时期,曾读过那么多精彩的抗日小说,《风云初记》《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曾看过那么多难忘的抗日电影,《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鸡毛信》《地道战》《狼牙山五壮士》……不都是出自燕赵大地吗?写的不都是晋察冀边区的抗日题材吗?这么多精彩的文学作品集中涌现绝非偶然,或许都与70年前的那次全民参与的文学启蒙运动息息相关,或许,这些日后的名作家名编剧名导演,最早都是在“冀中一日”的写作运动中种下最初的文学籽种,并由此萌芽和成长,逐步长成栋梁之才的——或许,这只是我一个外行人兼外地人的主观臆想,但这个臆想并非空穴来风,是否值得河北的文学史家们再做一番深入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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