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徐可，江苏如皋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著译有《仁者启功》《胸有丘壑》《背着故乡去远行》《人间圣境》等二十余部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百花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冰心散文奖、汪曾祺散文奖等奖项。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启功先生，是一位“不世出”的文化大家。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学、为艺，都堪称楷模。20世纪80年代中叶，徐可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得瞻启功先生风采。毕业后，徐可幸蒙启功先生赏识庇佑，追随先生十数年，承恩沐泽，“情逾祖孙”。先生千古后，徐可带着怀念深入“启功研究”，将所感所得凝结成《仁者启功》一书出版，对先生一生的经历、成就和高尚品格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介绍。不久前，徐可受邀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以“启功先生的仁者情怀”为题的分享会，分享《仁者启功》创作背后的故事。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对话徐可，跟随他的研究与回忆，共同探寻仁者启功的精神世界。

    记者：《仁者启功》出版以来，颇受读者喜爱。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启功先生的仁者精神感动了大家。当初您写这本书的缘由和初衷是什么？

    徐可：《仁者启功》是以启功先生为主题的散文合集。写作这本书，可以说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曾有幸亲聆先生教诲。大学毕业进入光明日报社工作以后，又有机会与先生相识，并承蒙先生信任和厚爱，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在长达十几年的密切交往中，我对先生的认识逐步加深，更加立体全面。最初知道的当然是他的书法，后来才知道，先生不但字好，诗、画更好，堪称“诗书画三绝”；在文物鉴定方面，他更是绝对的权威。仅仅以上几个方面，已经是难得的大家了。偏偏先生在文献学、文字学、语言学、古典文学、考据学、敦煌学等诸多领域都卓有成就，堪称全才、通才、全能型的学者，而他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因贫辍学），这不能不让人惊叹。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旷达乐观、淡泊名利的忠厚长者，坚韧弘毅、刚柔相济的聪慧智者，重情守诺、悲天悯人的博爱仁者。中国儒家的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在他身上都能看到。随着对先生认识的加深，我对先生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在对先生学问人品的敬佩之外，更多了一层亲情，把先生当作自己的亲爷爷一样爱戴着，套用先生的话，是“情逾祖孙”。这十几年的密切交往是我人生中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它让我近距离观察了一位“不世出”的文化大家的迷人风采，了解了先生一生坎坷而伟大的传奇经历，领略了先生慈悲为怀、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

    正因为此，我对先生的书写也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起初的写作，完全出于个人兴趣，出于对先生及其作品的喜爱。2005年先生去世之后，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写下了多篇怀念文章。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我在大量阅读先生的著作、品赏先生书画的过程中，对先生的成就、学识、人格了解得也越来越深。我慢慢意识到，不能仅仅陷于怀念先生中，我应该认真研究先生，让更多的人了解先生，把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多年来，我发现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世人对启功先生了解不多而误解太多，正如钟敬文先生在给启功先生的赠诗中所说：“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总菁华。先生自拥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有感于此，我下决心正本清源，向世人展现一个真实可信的启功形象。

    记者：《仁者启功》这本书分甲、乙、丙、丁四辑，能否简单介绍下这样的设置出于怎样的考虑？

    徐可：甲辑写于先生生前，有的是作为记者采访先生或参加有关学术活动而写，有的是出于晚辈对先生的爱戴而写。其中第一篇就是应先生之约，为先生发表声明之作。乙辑写于先生去世后一段时间之内。遽失亲人的巨大悲痛，令我一口气写下好几篇怀念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先生逝世当日（2005年6月30日），发表于先生逝世次日（2005年7月1日）。这一时期的文章以怀念为主，几乎每一个字都是我蘸着泪水写下的。丙辑是先生逝世几年之后直到2020年期间写的文章。这一时期的文章，我侧重介绍先生的生平事迹和人格魅力、艺术与学术成就，实际上是自觉地承担起宣传与研究启功先生的任务。丁辑是一部中篇纪实文学，采用“条块写作法”，以先生的治学成就和独特品质为线索，分专题对先生一生的经历、成就和高尚品格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介绍。

    在确定这本书的主题时，我再三斟酌，最后决定以“仁者启功”为主题，主要考虑有二：第一，只有“仁者”二字才能概括我心目中的先生形象。第二，相较于先生留下的“有形资产”——他的诗、书、画以及其他艺术作品和学术著作，他留下的“无形资产”——精神财富，更需要我们抢救。他的文艺和学术著作留存于世，但是他的精神财富是无形的，我们这些了解他的人不去挖掘、研究、宣传，很快就会湮没无闻了。

    记者：启功先生从一个没落的皇族后裔、肄业中学生，成长为一名在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的文化大家。这对于您的创作又有何启发呢？

    徐可：启功先生的人生经历十分传奇，折射着时代的风云变幻。他经历了清朝与民国的覆灭，也目睹、陪伴新中国走过复兴之路。他出生的1912年，正值清帝退位，过去显赫的家世已是昨日云烟。出生不久后，他的父亲、祖父便相继去世，家庭境况雪上加霜。

    因此，年幼时便聪慧过人、显露出才学天赋的启功，成长为文化大家的经历注定是坎坷不易的。这正是我们理解作为文化现象的启功先生的重点。比如，他付出了多少异于常人的努力？又得到了多少人的帮助？他为什么能够在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他对中国书法的贡献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他的仁者情怀是如何养成的？对我们今后教书育人有何启示？他的一生遭遇了那么多的苦难、磨难和劫难，为何还能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我的老师赵仁珪教授曾提出过“启功学研究”这一概念，面对这些问题，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这一研究中。

    这两年来，我先后撰写了《启功先生的仁者情怀》《启功夫子逸事状》《人师启功》等文章，还利用点滴时间着手写作《启功传》，力争写出一部与先生的贡献和地位相称的传记，这是向读者呈现更全面详尽的启功先生的必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