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爱尔斯坦

    在《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一书中，美国评论家让·爱尔斯坦通过梳理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中的公共与私人两个面向，呈现社会与政治思想中的女性历史。同时，作者对激进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心理分析四个主要范畴的女性主义的发展、理论进行分析，并对当代女性主义的局限性与矛盾之处进行反思。

    ■ 张馨予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决定个人强弱的标准早已不再只有蛮力，可两性地位的不平等问题却顽固延续，这背后是怎样复杂又坚固的理论框架？自母系社会结束以来就囿于“低等”，被剥夺了公共话语权的女性，为何在如今不再沉默？美国评论家让·爱尔斯坦在《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一书中，通过梳理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中的公共与私人两个面向，呈现社会与政治思想中的女性历史。同时，作者对激进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心理分析四个主要范畴的女性主义的发展、理论进行分析，并对当代女性主义的局限性与矛盾之处进行反思。

    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女性历史

    本书作者对思想史梳理着墨较多，读来较为艰涩。内容涉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卢梭、马克思等十余位重要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但分析并不十分详尽且颇为分散。读者如有一定的政治哲学基础，将有助于阅读。

    为何要将女性叙事拉入到政治哲学之中？在让·爱尔斯坦看来，“政治”是人类将自己区别于自然世界中的其他物体，而产生的安顿社会存在秩序的需要。“政治”将社会区分为“公共”和“私人”两个部分，通过将一部分人限制在”私人“领域，剥夺他们的公共话语权，从而将其排除于“政治”（“公共”）生活之外，这其中就包含占人类二分之一的女性。

    女性被限制在私人领域，其背后有一条坚固的逻辑链条。古希腊人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由其天性所导致，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试图用生物学的方法证明女性的“低等”有其“自然”原因，从而将女人放逐到“渺小”的私人领域，使男性的地位更加稳固于女性之上。这种文化被作者总结为古希腊的“厌女”传统。

    基督教的崛起颠覆了人们对公与私的看法，私人领域被赋予“神圣性”，肯定女性在其中的内在价值，但圣奥古斯丁等人仍旧通过赋予传统相当大的分量，证明丈夫对妻子统治的合法性。

    其后的马基雅维利、洛克、边沁、密尔、卢梭、马克思……无论他们的理论框架是什么，在追溯以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建构两性不平等的图景时，好似都默许了一种“存在即合理”的黑格尔式客观唯心主义逻辑。

    当代女性主义的局限

    受上述政治哲学家的理论影响，当下的女性主义大致可以划分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以及后现代女性主义四个派别。

    爱尔斯坦指出，女性主义政治过多地抨击现在，对未来的建议却无一以贯之的详细说明，彼此之间也未达成一致，未确立共同奋斗的目标。对女性主义的批判由来已久，爱尔斯坦并非独创，但其最具洞见之处在于抓住了不同流派之间在局限之处的相似性。

    爱尔斯坦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了实现将成员整合进现行政治结构的目标，采取了一种抛弃“正义”转向“权宜”的方法。她们承认了那些反对女性参政的论点——女性更有德行，而公共政治无序且肮脏，但她们强调要让女性净化公共政治世界。而反对者则称不能让女性被公共政治污染。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实现了参与公共政治的目标，社会却没有进入其描述的平等天堂，这使支持者不免回归到曾经的主流意识形态中。

    激进女性主义与古希腊社会的“厌女”传统有着相似逻辑，都试图采用生物学方法，从自然的角度论证男女“天生”不同，只不过后者认为女性天生“低等”，而前者认为男性本性“恶劣”。二者都在夸大男女差异，否认人的同一性，制造男女对立。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将公共与私人领域描绘为生产与再生产关系，消解了个人的情感与家庭存在的意义，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平等未来。

    而以西蒙娜·德·波伏娃为首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虽然乍一看与爱尔斯坦在做同样的事，希望女性改变其所继承的、在某些方面对自身构成限制或破坏的观念，但爱尔斯坦称其仍是在塑造一种令人不安的抽象模型，将男性模式视为标准的先进模式，呼唤平等的前提是女性的“内部蜕变”，要求女性进行自我否定。这一点与柏拉图相似。

    走出女性主义“伊甸园”

    书中，爱尔斯坦认为这些流派的女性主义都是在描述胡乱幻想的未来，从可怕的现在走向她们所提供的未来天堂的道路似乎也并不令人幸福。

    不可否认，女性主义让社会产生一些重要改变，如女性投票权、安全避孕与合法堕胎的权利、较为平等的受教育权、女性就业率的提高等。但爱尔斯坦极为敏感地指出，女性主义的崛起或许造成了政治的过分个人化，使现有制度和规范被剥去标准的内涵和权威。

    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者将从前的女性描绘为完全被压迫的形象，烘托了女性的“高尚”和男性的“卑劣”，过多制造了两性冲突，也在女性身上加诸了关于未来的完美世界、看似真实的景象，幻想全然的和谐、完美的秩序和彻底的和平。这些都让当下的女性主义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难以取得更大进展，当下网络“厌女文化”的升级就是一个力证。

    爱尔斯坦的反思沉痛而发人深省，但遗憾的是，她未能清晰提出女性主义新的叙事可能。这也是当下女性主义者共同面临的困境。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生活的长期历史经验始终影响着人们对政治及政治关系的反应，女性主义从呼吁两性走向平等，走向追求“绝对”平等，又走向呼唤容纳客观存在的差异。没人见过真正平等的社会的具体面貌，而让·爱尔斯坦旨在尽力唤醒女性主义脱离幻想，走出“伊甸园”。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