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亚妮

    “再过一百年，女性就将不再是被保护的性别了。她们理应可以参与本来将她们拒之门外的一切活动和劳动。保姆会去送煤，老板娘会去开车……”我们当今的社会正是这里描绘的“再过一百年”的场景，女性会开车、受教育、会写作，女性已经进入各行各业。而在一百年前，1929年，英国小说家和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问世之时，女性写作还是一件刚刚努力争取到的事情。

    《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是伍尔夫关于《妇女与小说》的两篇演讲稿合集，谈不上纯文学作品，但文章本身又像一首散文诗。作者将自己化身为名叫玛丽的女性，在十月的一个好天气里，在河边、在草坪、在教堂门口、在大英博物馆书架这样的时空流转中时不时扔出严肃的质问，在诗意的女性写作历史长河中唏嘘感叹，让读者紧跟她的思绪和脚步。伍尔夫独辟蹊径，打破惯常的演讲模式，不是“在了解讲演的种种局限、成见和个人偏好之后，让听众们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是如同给一位女性年金500英镑和一间带锁的房间，让她自由创作一样。

    房间与女性写作之间有什么关联？伍尔夫出生于一个文学艺术世家，9岁就开始写作。因家庭变故父母相继去世后，她“靠给报社打零工来养活自己”。因为生活窘迫，她没有自己的独立创作。直到获得姑姑500英镑年金的馈赠，她才开始职业写作。她高度赞扬的女作家简·奥斯汀“没有单独的书房可用，大部分作品想必都是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完成的，时不时被各种情况打断”。伍尔夫设想，如果奥斯汀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傲慢与偏见》会不会写得更好？如果妇女都有一间自己的屋子，那么会不会出现更多的优秀作品？

    500英镑是钱，但又不是钱，“象征了沉思的力量”，门上带锁的房间是房间，但又不是房间，“意味着独立思考的能力”。伍尔夫在书中洒脱地、意识流形式地带你思考不同历史时期女性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各种关系。虽然集中于妇女与小说，但又不限于此，而是从15世纪到20世纪，从河边到餐厅到大英博物馆，在时空穿越与迭替中，将女性在经济、教育、婚姻家庭、就业、政治参与、社会交往以及写作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如一幅长卷铺展开来。

    15世纪的妇女不可书写；16世纪的妇女即使写了戏剧作品或诗集，“毫无疑问，她是不会在作品上署名的。她必然会寻求隐身保命的办法”。17世纪贵族妇女的写作充满对女性写作的渴望和对世俗偏见的愤怒；18世纪和19世纪，贵族妇女可以写信，但写作仍被认为是“有点错乱”，以写作来谋生也并不被认可；到了20世纪，女人写的书几乎与男人写的一样多，而且不再只写小说，还包括各个领域的专著。这是好事，但伍尔夫却又笔锋一转，巧妙转移到女性写作的局限性上。她推崇“雌雄同体”的写作，即打破性别禁锢，独立思考的写作，“任何人，写作时总想着自己的性别，都会犯下毁灭性的错误”。

    伍尔夫的语言风趣幽默、灵动细腻，同时又视野开阔，宏巨睿智，像一个个悦动的精灵，洒脱中带着灵魂拷问，意识流中带着历史的沉甸甸，在饱读诗书中将一位位女作家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读者跟着她的脚步与一个个灵透的女子对谈，同时也不断给自己设问，“我是不是也可以写作？我写什么？”

    “我请大家放手去写各类书籍，不管是琐细或宏大的内容，只管去写，对任何主题都不必有顾虑。”也许你的写作是在一天忙碌之后的夜晚，也许是在“一餐又一餐的饭菜都煮好了，锅碗瓢盆都洗刷干净了，孩子们都送去了学堂，长大成人离开家，踏上社会”之后的晚年，但是，一切都不晚。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