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书写就成为女性推动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并为文学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澎湃动力。本文作者梳理了现代女性写作的思想传统，认为中国女性文学一直都在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并不是被动地继承“五四”启蒙，而是广泛而具体地书写历史与社会中的女性经验；并不是不加批判地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而是在横向移植和内外整合中挖掘本土女性文学理论资源，明确中国女性文学的开拓方向。

    ■ 郑斯扬

    自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书写成为女性不断推动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进程的一种重要方式，她们以其坚韧而强盛的创造精神和史无前例的书写数量与密度，创建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女性精神，并为文学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澎湃动力。

    现代女性文学的思想传统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思想传统，开始于“五四”时期反封建父系秩序的女性解放运动。它的本源性并非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女性精神，而是在晚清危机中形成起来的关于汇聚女性力量实现民族救亡的创新思想。对民族国家问题的强烈关注同时催发了“人的解放”和“女性解放”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致力于表现、传达女性解放思想的女性文学。也正因如此，部分理论家认为，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起源缺少内在发展的理论资源和精神动力，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引介而来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开启我们性别认知的诸多方向时，也让我们不断地在参照和对照中意识到自身的不利之处。

    另一批理论家则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既是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大胆吸收借鉴的反映，又是推动本土女性文学结合实际转化创新的实践行动。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着力描述和表现性别差异，那么进入21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则有了对于性别、民族、历史、传统和社会更加宽广的书写方式。女性乡土写作的崛起反映出女作家对于乡土中国历史的重视和珍视之情，她们的书写使我们自身超拔出受制于外在影响的传统。这个行动让人们看到了从历史经验中建立起的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客观性，这一点毫无争辩，即中国女性文学的先进性表现为，以激励自我的精神寻找呈现自身道路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它澄明了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坚守。

    女性写作的精神活力

    中国女性与国家的关系，实际上呈现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女性发展经验，这是理解女性意识起兴的重要前提。从救民族于危亡起，中国女性就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到保卫民族国家的战斗中。因此，中国女性的解放与发展从一开始就超出了性别差异的文化范畴，而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政治意义。

    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强而有力的斗争姿态。庐隐、冯沅君、石评梅、陆晶清、苏雪林等，她们自身同封建家庭奋争的经历既是创作的经验事实，又是作为作家投身女性解放的政治行动。那些在鲁迅、叶绍钧、柔石笔下软弱的妻子、媳妇、母亲之角色，却在陈衡哲、白薇、罗淑的书写中被塑造为强而有力的反抗者。罗淑的《生人妻》更是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一个反抗“典妻”陋习的女性形象。萧红和丁玲的笔下从不缺少打破约束和社会伦理的大胆女人，作家把这些女性的行为与抵抗侵略的救国思想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民族意识和抗战情绪的不断壮大。十七年时期（1949年-1966年），丁玲、草明、陈学昭、宗璞、杨沫、茹志鹃等人紧紧抓住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战斗意识，呈现了中国女性前所未有的介入社会建设的行动能力。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创作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自觉的女性意识，探索中国社会和性别意识之间的关系。有关中国城乡关系变迁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乡村女性作为时代代表，在通往国家发展道路上迈出的强韧脚步。于中可见，中国女性文学的独特性表现为：在国家政治与性别政治之间所做出的深刻思考，并在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完成转向。

    21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文学表现为向历史沉入的写作热情，林白的乡土之作《妇女闲聊录》的出现是对这种转向最好的说明。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女性的乡土写作旨在呈现一种联系性的认识，即女性在乡土中国变迁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和经验。女性乡土写作不但创造了过去文本中不曾有过的乡村女性人物和女性故事，引发了重新思考文学视角的可能性，而且其中关于女性伦理的阐释引发了重新审视理论视角的必要性。铁凝、王安忆、迟子建、孙惠芬、葛水平、盛可以、王华、乔叶、马金莲等人的创作，扩展了人们对中国乡村女性的认识范畴，呈现出中国女性的另外一种历史。这一时期的女性乡土写作不同于此前的以对峙性别关系为架构的女性故事，呈现出具有广阔社会历史视野的女性书写范式，而且也为我们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理解中国女性意识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避免了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为先导的机械，或是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正确性证明的僵化。

    现代女性文学的内在运思逻辑

    女性与国家的关系，女性与乡村的关系是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中的两个重要命题。它们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女性传统和中国女性精神的关系。这是中国女性文学从本土经验中获得的生命力。

    20世纪9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女作家走进乡土大地，介入到以男性为主体的乡土文学的创作中，展开了在女性意识自觉发展下的乡土中国的另一幅历史画卷，致力于中国乡村女性文化传统的再现与民族民间历史领域的再现。在这里，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乡村女性破天荒地占据了文学艺术的空间，从图像和符号的对照中牵引出中西女性文学的对话，并从事实和价值的判断中深入到中西女性主义理论的立足点。这在极大程度上跨越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通过向历史沉入走上了一条书写自我的道路，并在其中证明了中国女性传统与女性观念的统一性，以及随时代发展的女性精神的先进性。

    我们应该看到，一直以来中国女性文学都在强调自身的主体性，一方面并不是被动地继承“五四”启蒙，而是广泛而具体地书写历史与社会中的女性经验，呈现本土女性经验的独特性；一方面并不是不加批判地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而是在横向移植和内外整合中挖掘本土的女性文学理论资源，明确中国女性文学的开拓方向，负担起文化繁荣发展的责任与使命，维护中国女性文学主体性与保存自身活力的一致性。只有当中国女性文学植根于“中国女性历史经验”时，它才能明确对外在理论的批判意识，坚持自身的独特性和价值性，而这种具有思辨意识的创作理路才是中国女性文学的活力所在，更是提出问题、展开交流、实现发展的内在根本运思逻辑。

    （作者为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