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电影媒介创作的重要主题。本文作者考察了近年来国产战争题材电影中对女性角色的形塑，认为在潜藏“男性凝视”的战争题材电影中，女性受难的身体往往被塑造成民族伤痛的符号，并隐含着女性是男性占有物的意味；战争题材电影中，在主体性意识驱动下投身战争与革命的女性践行着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合一；男性通常在战争题材的电影中被塑造成类型化的英雄符号，女性则充当男性英雄的附属，这遮蔽了战时女性的独立价值。
《金陵十三钗》剧照
■ 罗小媛
由国民之血泪绘于历史版图的抗日战争，是电影媒介创作的重要主题。笔者从近年来国产战争题材电影中对女性角色的形塑切入，深入挖掘战争题材电影性别叙事背后的隐性价值观。《风声》《金陵十三钗》《那些女人》等电影在女性身体受难的书写、女性贞操的介怀、女性主体性身份的建构等方面不同程度体现出“男性凝视”下的同态性，影响着女性话语与价值的表达。《明月几时有》则以真实历史为蓝本并嵌入电影创作者的女性意识，为两性角色塑造和人物情感的刻画探索出一条更为悠长的路。
受难的身体：男性凝视下的女性价值
受传统性别权力观念影响，在潜藏“男性凝视”的战争题材电影中，女性价值通常被切割成身体和情爱，女性受难的身体也被塑造成民族伤痛的符号，并隐含着女性是男性占有物的意味。在对女性身体苦难过度书写的背后，女性的自主意识和多样价值被禁锢，成为男性欲望眼光与想象下的消费品及性别权力法则的衍生物。
在《风声》中，酷刑成为女性遭受身体劫难的重要呈现方式。电影以“香料、恶犬与女人” 镜头开篇，结尾又对暴露身份的顾晓梦施行绳刑，赤裸地融合女性的身体、性与暴力。在封闭的空间内，武田作为男性权力掌握者，借用李宁玉的情爱对象刘林宗为要挟，以冰冷的器械对自恃孤高的她进行身体“度量”，在血腥以外，联结的是女性的身体、贞操与屈辱，实现精神上的摧毁。影片赋予李宁玉的光鲜“人设”，在“男性凝视”的话语场域显得不堪一击。
在《金陵十三钗》中，女性身体受难的书写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关于前者，日军对豆蔻、香兰的性虐：被尖刀戳刺的香兰，裸露着死亡的凌辱；跳河未遂的豆蔻被绑在木椅上承受轮流的暴行。关于后者，覆盖于整部电影与贞操相关的价值隐喻，将女性身体变为男性的私有、欲望的载体、苦难的符号。电影有意将欧式教堂里的女性塑造为令人垂涎的“财宝”，“贞操”区分着女学生与歌女，日寇对女学生“纯洁”身体的觊觎推动剧情发展，男性想象建构中歌女以大义保护男性凝视下女学生的“贞洁”，在灾难叙事中注入“性”的成分，从另一个侧面构成对女性价值的盘剥。
自我的意志：国族感召下的女性主体
父系社会话语体系下，两性平等除须经济政治上实现女性赋权，更要完成女性的内在启蒙。在主体性意识驱动下投身战争与革命的女性践行着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合一。
《明月几时有》塑造了一系列身份各异的女性小人物，她们在战争中拥有不同的遭遇与使命。知识女性方兰是瘦弱的小学教师，她拒绝男友求婚，自愿加入地下工作。平民阿四是无数贫苦女性的代表，影片侧重点并不在于挖掘其“身体的苦难”，而是着力展现战时女性的朴素价值。富家小姐张咏贤为父报仇潜伏敌营，影片并未过度凸显复仇心理，表现的是她出色的情报能力。方母是集合母亲、妻子、市井小民、爱国志士于一身的女性角色，起初胆小怕事爱唠叨，却直接拒绝投奔丈夫而打破“妻子”身份，在母爱的拉扯下接受女儿投身抗战，耳濡目染后甚至协助女儿运送物资，意外被捕时仍坚持“不要连累队友”，“母亲”形象的建构于方母而言，并未构成主体性的桎梏。这种着眼于小人物人格的塑造，促使女性在战争中不以身体和传统性别分工体现价值，成功地将女性主体性身份和战争贡献嵌入革命话语与社会动员机制。
《那些女人》同样发掘女性小人物在战争中的坐标，但女性角色的主体性却仍有舒展空间。水芹娘是战争受害者的叠加缩影，她投身革命的动机主要基于自身蒙受的苦难，并非纯然由于民族大义驱使。惠姑娘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她几度挺身而出乃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善良的内心、性别权力话语规训下对贞操的重视、赢得尊重的渴望。除此，不齿于“翻译官”丈夫的行径而主动帮助新四军的小玉，声称“脚一样，走的路不一样”后悬梁自尽的保老太太，这些女性无不在国难的感召下定位了各自的角色，但依然没有脱离旧式伦理道德的规训。
《金陵十三钗》围绕十四位风尘女子与女学生的故事展开，剧情的主线几乎离不开女性“身体”“贞操”。两性形象的建构分属“救赎者”与“被救赎者”两大群体：除了军人，外国的入殓师和年轻的男孩皆有力量保护女学生和歌女，书娟的“汉奸父亲”也能够与日寇虚与委蛇；唯独各类女性角色充当着待宰的羔羊。电影反复强化女性身体的孱弱，以及多情而缺乏笃定的性情。电影的“上帝之手”在每个女性角色心里埋下“贞洁”的种子，默认身体可以充作战争交换的价值对象，完全卷入作为“男性客体”被赋予的身体情感功能。她们成为剧情的“主体”，却从未在自我生命中建立“主体地位”。
性别的藩篱：英雄建构与非典型男性
占据话语主导权地位的男性一方通常在战争题材的电影中被塑造成类型化的英雄符号，女性不免充当男性英雄的附属，扮演着被启蒙与被拯救的对象，这种在战争中客体角色的形塑，无疑是对战时女性独立价值的遮蔽。与此同时，受传统男性英雄主义世袭话语的影响，男性英雄角色也往往被描绘成勇武善斗的模样，这在潜移默化中也限制着男性力量与男性价值的多样性表达。由此，文艺创作者亟待与时俱进，打破性别刻板化印象的桎梏，多维度、多视角地讲好战时英雄的生命故事。
在《风声》中，玲珑果敢的中共地下党员顾晓梦在裘庄想尽办法，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传递情报，但最终“情报是假、切勿行动”的关键信息仍是通过另一位男性英雄吴志国的《空城计》传出。在《金陵十三钗》中，最后直接带领女学生逃离南京城的还是约翰“神父”。相较而言，《明月几时有》《那些女人》则分别展现了香港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纵队的历史风貌，以及濠河边上新四军团结民众的火烧竹篱笆的正面战斗，无不切中了女性在战争与革命中主体能动性的一面，剥离了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叙事与历史书写。
除此，在《明月几时有》中，男主角李锦荣温文尔雅、言语和柔的文人形象，与双腿受伤仍站立赴死的浩气凛然之间并不冲突，男性刚烈气质的软化也显现出别样温和的力量。打破传统性别藩篱的男性英雄角色丰富了多元化的男性气质，是对男性刻板印象的某种超越，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性别建构赋予男性的性别焦虑。与此同时，两性气质的开放性也有利于女性发展空间的宽广化。“阳刚之气”既可以突破男性专属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性格特色，“侠骨柔情”也理所当然构成两性共享的权利。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