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莉玲
目前，联合国系统的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和开发计划署等机构正在全力以赴向印度提供各方面的支持。领导儿基会开展这项工作的是亚斯敏·阿里·哈克。她最近在接受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采访时介绍了印度儿童当前的情况，同时谈及自己儿时的经历决定了她投身儿童事业的初衷。
亚斯敏·哈克来自孟加拉国。在2017年成为儿基会驻印度代表之前，曾在南苏丹、加纳和斯里兰卡领导过儿童基金会的紧急项目。
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过后的整整一年当中，她忘我工作，领导了儿基会在斯里兰卡的紧急救助工作。
动荡的童年经历
亚斯敏能够在紧急情况下沉着应对并发挥领导力，与她童年的经历不无关系。
亚斯敏说：“我出生在苏格兰的因弗内斯。爸爸是孟加拉国人，妈妈是英国人。
“我母亲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以在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于为空袭做好准备。
“那时是冬天，卡拉奇的冬天很冷，我们暖和的衣服都每个人堆成一堆，当听到空袭警报的时候，我们就跳下床，穿上暖和衣服，跑到我们在院子里挖好的壕沟里。
“第一次空袭过后，第二天早上，爸爸叫妈妈带我们去一个朋友那里，离开空军基地，因为那里会成为打击目标。我记得妈妈在哭泣。路上，她告诉我，如果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应该怎么做。多年以后，我告诉她，如果有什么东西击中汽车，那不只是你一个人会被击中，我们所有人都在那儿，但是她只能接受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她一个人身上，而不能发生在孩子身上。我是最大的孩子，那时候刚过11岁，我有三个弟弟，最小的4岁。”
亚斯敏拥有英国护照，她和母亲以及弟弟们撤离到英国，在外祖父母家居住了一年半之后，回到西巴基斯坦和父亲团聚，但被送往了一个遣返孟加拉人的营地。
亚斯敏说：“我们在遣返营地里待了一年半，我父母用完了他们的积蓄。父亲们聚到一起，办了一所学校。我们学习了一种新的语言，各种歌曲和舞蹈，这个学校是我们的心理安全区。”
尽管那个时候，遣返营里的父母们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这种情况持续了长达一年半的时间，但他们坚持让营地里的孩子学习。亚斯敏说，这增强了孩子们的适应力，也让孩子们更加谦卑。
亚斯敏说：“那个时候因为我妈妈是英国人，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得以来营地看望她，她也可以去图书馆。我爸爸是那种必须一直让自己很忙碌的人，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必须得用他的双手和手指。因此书籍被他视为至宝。妈妈带回书来，爸爸就抄写。他认为我们上学需要这些书。
“有时候，我们家的饭桌会变成一个小手术台，有人的脚指甲出问题了，就会在这里被拔掉……我的父母就这样保持着希望，给我们正常的生活，我想这或许是他们所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
一年半以后，亚斯敏全家回到了孟加拉国，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孟加拉国也成了亚斯敏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事业开始的地方，到现在她已经在儿基会为世界各地曾像她一样遭遇艰辛童年的儿童服务了整整24年。
在印度的儿基会代表工作
印度严重的新冠疫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影响。许多家庭承受着情感、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沉重压力。
亚斯敏表示，父母的压力必然影响孩子。
亚斯敏说：“学校已经关闭了一年多，在许多邦，网上学习也已经暂停了，因为老师们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在印度的3亿学龄儿童中，只有不到50%的人能够接受某种形式的网上教学。”
近些年来，印度的婴幼儿死亡率稳步下降，在过去10年中童婚现象减少了一半。亚斯敏担心，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都有可能随着严重的疫情而流失、发生逆转。
亚斯敏说：“贫穷家庭正在采用负面应对机制。他们让孩子们出去挣钱。为了彩礼让女儿还不到18岁就出嫁。儿童则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暴力，因为家里有很多的压力。有些孩子成了孤儿，可能失去了父母，或者是其他的照顾者……在没有新冠疫情前，我们看到各地建立了许多学习空间，孩子们可以参加各种活动，但现在由于担心病毒扩散的风险，所有这些活动都不能进行。”
亚斯敏说：“我们对年轻人开展工作，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意识到他们可以做些什么，而且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有个10岁的女孩告诉我，她们看到一个朋友没有来上学，就去找她，结果发现她的父母准备把她嫁出去。其中一位女孩就跟这个女孩的父母争辩，那个女孩的父母告诉她，这不关你的事，但是她说这就关我的事，而且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将来的事，关系到违反法律的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全世界最大的疫苗采购方，每年为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提供拯救生命的疫苗，对于免疫行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也是为什么在致力于促进全球新冠疫苗公平分配的获取机制中，儿基会能够担当执行者的角色。
亚斯敏说：“我们在110天当中已经在印度注射了1.7亿剂疫苗。儿童基金会现在正在监督印度的5.3万个免疫中心，开展着印度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免疫运动。我们依赖为儿童进行免疫的经验，每年为2500万印度儿童提供免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