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提升，女性的“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与讨论。精灵耳、漫画腰、筷子腿……美的标准总被定义，时常“出新”，不变的却是对女性容貌与身材的束缚与桎梏。许多人认为追求美是个人的权利，无可厚非，但前提是这种美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凝视，得到他人的肯定和赞赏。本期《新阅读》推出相关专题，探寻美背后的种种真相，以及它是如何被各方力量所建构。进而让我们认识美的多样性，不让他人来定义美，学着去接纳自己容貌与身体的不完美，发现每个人独特的美。
人们为什么既想整容又排斥整容？到底什么是美？当自己脸孔与身材被凝视、测量、评判，我们是否感受到一种被他者介入的、来自内心的不愉快？伯娜德·维根斯坦在《美妆的凝视：如何改造身体与构建美丽》一书中详细追溯了“美”“美妆”“整容”等一系列词汇及概念的来源与发展，解答了上述疑惑产生的原因，分析了面孔如何作为凝视的媒介，与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发生多维联系。
■
你是否有过如下疑惑：我是不是不够美？人们为什么既想整容又排斥整容？甚或是，到底什么是美？当你的脸孔与身材被凝视、测量、评判，你是否感受到一种被他者介入的、来自内心的不愉快？伯娜徳·维根斯坦在《美妆的凝视：如何改造身体与构建美丽》（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1月版）一书中详细追溯了“美”“美妆”“整容”等一系列词汇及概念的来源与发展，解答了上述疑惑产生的原因，分析了面孔如何作为凝视的媒介，与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发生多维联系。“人虽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本书翻译张小平在译序《透过“美”在世间命名的样子》中用这句话简要概括了此书所揭示的重要哲理。而我们对美的认知与追求亦如此。
美的身体与善的期待
“东施效颦”的成语故事教育人们不要盲目地模仿他人。东施样貌丑陋，却羡慕西施人人夸赞的美貌，于是她模仿西施蹙眉、捂胸的动作，却因此更加丑陋，甚至引得“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絜妻子而去之走”。东施只是想变美，却像“怪物”一样吓退凝视她的人，她的错真的只在于拙劣模仿吗？
其实，西施之所以能成为流芳千古的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并非因为长得沉鱼落雁，而是因为越王勾践在对吴国战争失利后，采纳文种“伐吴九术”之四“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的策略，将西施献于吴王，使吴王沉溺美色、荒于国政而致灭国。西施的“美”能流传至今，在于这“美”中包含勇、谋、国恨家仇以及牺牲自我成就大义的崇高品格，这并非皮相的漂亮，而是饱含人们对美德的期许。由此看来，东施恐怕并非单纯因“模仿”这一动作而被厌弃，而是因为没有弄清“美”的真正内涵。
为了理清“美”的内涵，维根斯坦回溯古希腊柏拉图的时代，发现在先哲的观念中，“美”与“善”彼此不分家，面孔被看作能让灵魂“展示”其本身并且得到阐释的最具特征的地方，因而相面术成为一种希望在皮肤之下寻求内在性解释的美好愿望。与柏拉图同时代的色诺芬甚至将“美与善”当作苏格拉底教育中的主要科目之一。
无独有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这种将“美”与“善”联系在一起的情况。《孟子·尽心章》中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对儒家而言，从“善”到“信”“美”“大”“圣”“神”，是一个由低到高的递进关系。“善”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而“美”则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出现了“相面”一类的技法。除了从人的面相观测其命运外，相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断言一个人的内在品格，如“薄唇寡性”“奸滑之相”等。一些经典文学作品经常通过描绘外貌来奠定人物的性格，如《红楼梦》中，王熙凤首次登场时“一双丹凤三角眼”的描写直接道出其刁蛮泼辣的性格，而风神俊秀、芝兰玉树等美好的词汇从未被用于描述恶人。
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相面术到后期在进化论、摄影技术的推动下演化为颅相学、优生学，并最终为纳粹、种族主义提供了相当有力的理论支撑，让人们对美与善的追求转化为一种疯狂的执念。当然，最终的结果是引发“恶”。这种“恶”所带来的抵抗催生出美的阴暗面，从超现实主义到达达主义都构建出一种“痉挛”的美。维根斯坦将这种痉挛美与整形手术相联系，并以迈克尔·杰克逊为例，阐述了迈克尔在不断整形的过程中对自我、本我的抛弃。维根斯坦推论，整容美的伦理学卷入内外分明的坍塌——外在的美代表内里的善，人们为了追求善而雕琢美，整形技术实现了对外在的干预，从而使外在无法再显示内在。这种技术控制身体而形成的逻辑闭环，使古希腊“美与善”观念从此被重写。
美的两套系统
更深一步探究，我们就能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审视那些无论源自西方还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考，“美”很少用来形容女性。在古希腊，只有男性公民能够通过克制欲望、接近智慧而达到“美”，女性的美则是“地狱”，是诱惑的罪恶，这种罪恶只有通过“母性”的彰显才能被削弱。这种厌女状况在中国古代早期要微弱一些，不过“美”的描述仍多集中在男性身上，如屈原“香草美人”的说法，用以象征忠君爱国的高洁品德，而形容普通女性的“美”更多是用花草、自然景观进行比拟，其意涵更多偏指肤浅的漂亮皮相。
可以说，无论东西，性别差异都塑造了两套完全不同的“美”的系统，男性的美代表善、德，而女性的美则肤浅、甚至有可能是为了掩盖罪恶。这让人不由得想到亚当夏娃的故事，毒蛇让夏娃引诱亚当吃下果子，导致人类被驱逐出伊甸园，走向地狱。这种性别差异导致的“美”的两套评价体系，形成了一种男性对女性的凝视。
在本书的三、四两章，作者抽象地在整容、人工缝合、肢解等概念之间建立联系，认为这种对女性身体的人工干预以及暴力美学与古希腊的厌女传统之间有着深入隐藏的关联。现代整容文化将男性对女性的凝视转换为所有“他者”对女性的凝视，即“美妆的凝视”，而整形过程中，女性不断凝视自己改变中的身体，成为凝视身体的那个“他者”，作者称这为“他者”的消失，最终导致了凝视的内化，成为女性自我投射的变化和改良的欲望。女性在整形过程中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改变“自我”，而是认为自己在根据自己灵魂的样貌恢复“本我”“真我”。
问题在于，整形带来的改良是永无止境的，被改造出来的那个外在的身体对整形的主体来说可能既非过去的自我，亦非将来的自我，而对于“他者”，外在与内里又是否能泾渭分明？这种似我非我、似她非她的模棱两可之“物”，很有可能就是造成很多现代人既有整容的欲望，又隐约排斥整容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