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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覆盖是解决疾病的方法

——访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内森


    ■ 黄莉玲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出现之前的多年里,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对全球可能出现一场大流行病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就其预防和应对与各国政府进行合作。尽管这样,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大流行仍然让世界“猝不及防”。对于如何指导各国抗击这场全球疫情,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瓦米内森肩负着特殊的历史重任。最近,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对斯瓦米内森进行了采访。斯瓦米内森不但就新冠肺炎大流行阐述了真知灼见,同时还讲述了她的成长经历。

    父母皆致力于为普通大众服务

    苏米亚·斯瓦米内森1959年出生于印度南部的钦奈。她的父亲是印度20世纪60年代农业绿色革命之父曼昆布·斯瓦米内森,母亲则是一位杰出的幼儿教育工作者。

    儿时的斯瓦米内森往来于父亲的学生中间、实验室和试验田之间,对科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斯瓦米内森说:“印度在1947年独立以后不断发生饥荒和干旱,而且依靠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进口粮食。每年我们都需要进口谷物。那个时候印度的人口大概是2.5亿到3亿,但很多人都死于饥饿。我父亲经历了孟加拉大饥荒,那次经历促使他成为一名农业科学家。”

    斯瓦米内森的母亲米娜·斯瓦米内森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她在印度开创性地将戏剧融入幼儿教育和语言学习当中。她突破主流,为印度城市中建筑工地移民工人的孩子建立托儿所和学前班,是印度“流动托儿所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募集资金帮助艾滋病感染者及其亲属

    年少时,斯瓦米内森的学习十分优异,但父母从不给她压力。在经过严格的入学考试后,她进入了印度军医学院。由于她对儿科更感兴趣,毕业后,她又在德里、美国和英国继续攻读,专门研究小儿肺部疾病。

    1991年斯瓦米内森在位于钦奈的结核病研究中心工作。尽管这份工作以研究为主,但也有机会开展门诊医学。

    斯瓦米内森说:“结核病人通常来自社会中最贫穷的阶层,我到过钦奈所有的贫民窟,我知道这些病人的生活条件,这让我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在结核病问题上,单纯的生物医学方法不太行得通,因为有很多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风险因素在驱动这种疾病,你必须采取一种高度整体化的方法。”

    艾滋病毒会攻击免疫系统,削弱人体抵抗感染的能力。因此,艾滋病人容易罹患结核病。对结核病的研究自然而然将斯瓦米内森引向了对艾滋病的关注。

    斯瓦米内森说:“印度政府从2004年开始提供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在此之前的长达10年时间里,我接触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知道已经有治疗药物,病人会问我,他们为什么得不到其他国家人们能得到的这些药物,我无言以对。这场流行病的另外一个非常令人伤感的方面是,除了医疗的层面外,它还会对家庭造成影响。通常是家里的男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感染了,他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会生病,然后死亡。妻子在他生病期间会照顾他,然后妻子也感染了,有些孩子也被感染了。一旦丈夫死了以后,妻子和孩子就会被娘家或者丈夫的家人赶出来。有时候父母双方都死了,孩子就成了孤儿。我照顾过很多这样的孩子。我们募集资金,通过募捐得到抗反转录病毒药物,我们也让其中一些孩子活了下来,有的今天都20多岁了。但很多孩子死得非常痛苦和凄惨。在有治疗药物的情况下,看到父母双方和孩子都死于同一种疾病。这是令我永生难忘的。”

    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蒙受着巨大的社会耻辱,人们对他们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歧视,甚至是恐惧。

    斯瓦米内森说:“有一天早上我在巡视病房,我握住一位病人的手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他的CD4+T细胞载量极低,而且他反复感染结核病。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他对我说,医生,我知道你为我做了所有可能的事情,你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你今天牵着我的手问我怎么样,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别的所有人看我的眼光都好像我是个贱民。然后,他说,请照顾我的妻子。我们跟律师合作,为艾滋病人遗留下的这些被剥夺了财产和收入的妇女提供无偿法律咨询。因此,艾滋病在医学层面之外有着非常广泛的其他影响。”

    推动疫苗进入低收入国家

    在当前的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中,为了避免发达国家的医疗工具在中低收入国家难以获得,世卫组织与合作伙伴发起了获取新冠肺炎工具加速计划,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公平分配的疫苗获取机制(COVAX)。

    斯瓦米内森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高收入国家的医药产品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够进入低收入国家。在流感、艾滋病和乙肝等问题上都是这样。乙肝疫苗问世后花了30年的时间才抵达发展中国家。这正是新冠肺炎疫苗获取机制建立的原因,以确保研发出疫苗,同时实现公平获取。”

    在正常情况下,研发一种疫苗需要大概7到10年的时间,但是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的严重影响,尤其是初期对发达国家的严重影响,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科学合作和投资,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有多种新冠肺炎疫苗问世。

    斯瓦米内森说:“我常常想到结核病,世界每年有150万人死于结核病,这种情况年复一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只有在出现一场大流行或者一种非常剧烈的流行病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我们对于那些夺走数以百万计人生命的疾病习以为常,因为这发生在贫穷国家的最贫穷人口中间,不为其他人所知。即使像在印度这样的国家,如果城市里有一个人死于登革热,那么马上这件事情就会登上头版头条,但在这同一天当中,有1000个人死于结核病,却没有得到任何报道。人类对那些即使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习惯了以后,就忘记去关注它们。我希望新的科技能够提供给我们新的以前没有的疫苗,来应对结核病和疟疾这些疾病。”

    全球化的世界需要共同应对疾病

    斯瓦米内森表示,新冠肺炎大流行让世界学到了许多经验教训,其中之一便是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世界某一个角落发生的一种疾病会很容易跨越边境,感染其他国家的人口,因此现在需要改变模式,不仅关注某个国家的状况,而是关注全球的公共健康,同时关注动物的健康,关注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健康。另外一个教训便是切实投资于公共健康,不要因为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就认为这些投资是在白白浪费。

    确切地说,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世界卫生组织便在殚精竭虑地宣传这些观点,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新冠肺炎大流行到来之后,世卫组织又往往成为众矢之的。作为世卫组织的首席科学家,斯瓦米内森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斯瓦米内森说:“我们一直行走于一条细钢丝之上,在什么时候告诉人们做什么,以及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因为这会带来极大的影响,这意味着世界各地的政府会开始执行世卫组织告诉他们去做的事情。”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到处充斥着有关新冠肺炎病毒的信息,其中包括许许多多缺乏科学依据的错误信息。针对这种情况,世卫组织创造了一个新词汇infedemic, 意思是“错误信息大流行”。

    斯瓦米内森说:“我想这是第一次普通人暴露于科学、决策和医药产品研发的复杂关系之中。他们也质疑许多来自世卫组织的指导意见。在海量的信息中,有许多信息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误导性的,人们在可靠信息和错误信息之间很难鉴别。”

    世卫组织收到很多关于新冠肺炎疫苗的问题。对此,斯瓦米内森表示,新冠肺炎疫苗的推出仍处在早期阶段,世卫组织仍在观察。

    斯瓦米内森说:“当世界在思考如何走出这场疾病大流行的时候,这不仅仅只是关于如何控制2019冠状病毒病,而是关于所有其他没有得到满足的健康需求,这些需求与贫穷相关,与缺乏获取健康服务与产品相关,因此我们需要确保能够为所有人改善卫生服务。全民健康覆盖是解决所有这些疾病的方法。即使在我们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结束这场大流行,并为下一场大流行进行准备的同时,我也希望全民健康覆盖再度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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