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乃中

    在党的百年伟业中，有着数不胜数为了革命事业冲锋陷阵，不怕牺牲，火线入党，英勇献身的可歌可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事迹与日月同辉、永载史册，令人崇敬而缅怀至今。

    我是一名入党40多年的普通老党员，如今古稀之年，过着平静而安详的晚年生活。可是回想起当年入党的情景，仍然会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因为我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水”线入党。

    1972年我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在南京军区131部队锻炼两年，被分配至安徽省沿江的农村铜陵县钟仓公社当教师。

    1978年初夏，长江中下游地区暴雨肆虐，江水猛涨，危及两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钟仓公社紧靠长江南岸，也遭受其害。当时铜陵县的县委谢书记，下乡视察水情时，心急如焚地赶到这里——两个公社仅靠一水之隔的顺安河堤坝上，大雨瓢泼，雾气氤氲，大片的房屋倒塌，道路被淹，设施毁坏，然而洪水还在继续上涨。我此时正带着高年级学生组成的抢险突击队原地待命。

    谢书记用望远镜眺望对岸的流潭公社的灾情，突然神情凝重地对身边的人说：“有险情啊，对岸河堤有几处豁口，要立即派人过去通知公社领导组织社员紧急抢险。我让县里马上调拨水泥、麻袋、木材、钢筋……去支援。”说完掏出钢笔，在“工作手册”上撕下两页纸，草草写就两项“圩令”——这是当时抗洪救灾中最高指挥官发布的命令。一份由身边秘书拿着火速去落实抢险物资，另一份正在犹豫派谁送达河对岸，情况紧急、刻不容缓。

    当下，舟楫无存，道路淹没，通信失联，大水无情，分秒必争啊！我不知哪来的勇气，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谢书记跟前：“报告！我可以担当此任将‘圩令’送至对岸。”

    谢书记疑惑不解：“你是谁，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我是钟仓公社的中学教师，在上海念书的时候，参加过全市大学生横渡黄浦江的游泳比赛，获得三等奖。黄浦江面宽度800米左右，而顺安河的河面仅200米宽，我完全有把握游过去。”

    “现在水流湍急，风大浪高，各种漂浮物顺流而下，容易造成对人体的撞击，而我们又无救生设施为你提供防护，危险性非常大啊……”

    “谢书记，我心里明白，但是请你相信，保证完成……”

    谢书记举起了右手打断了我的话，他双臂剪后，踽踽独步，嘴中喃喃自语：“对岸20万待割的稻田，10多万社员的身家性命……”他神态焦虑，但仍不乏坚毅和镇定的气宇。突然他止步在我面前，目光炯炯地盯着我的双眼，斩钉截铁地问：“你是共产党员吗？”

    “目前不是，但已经写过申请报告，正在接受党组织的审查和考验。”我毫无顾忌，如实报告。

    两人相视了十几秒钟，无言以对。

    “好，我批准你的请求，准备渡河！”谢书记突然发声，虽然低沉浑厚，在我听来却振聋发聩。

    我将“圩令”放进一个小竹管，两头封死，用尼龙丝紧紧捆绑在腰间，跳入水中。

    在滔滔洪水中，我奋力搏击，头颈、胸肩、大腿……多处擦伤，并且喝足了浑浊的泥水，终于到达了对岸，这时已经精疲力竭，身不可支，昏倒过去。当我醒来时，已躺在了公社卫生站了。

    十几天过去了，洪水平息，人们恢复了正常生活。

    那年，七月一日，党的生日。全县召开抗洪救灾表彰大会，我被评上抗洪模范，披上大红花坐在县委大礼堂第一排座位上。

    县委谢书记作报告并宣读表彰名单，念到我的名字时，他让我上台，亲切地握着我的手，面向台下一字一句大声地说：“这是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是他在抗洪最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请命，只身冒险渡水送‘圩令’……”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领导的褒奖，真有点受宠若惊。

    谢书记继续说：“现在我代表县委隆重宣布：批准这位教师从今天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让我喜出望外，热血沸腾，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身不由己地转向台下正在热烈鼓掌的与会者，缓缓地、坚毅地举起右手：

    “我庄严宣誓，我将忠诚党的事业，不忘宗旨，永远跟党走！”此刻，我是拼足了全身的力气喊出了我的心声！

    “七一”，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神圣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