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昨，转眼快50年了。亲爱的指导员，您现在还好吗？

    ■　朱钦芦

    2019年“共和国勋章”颁授仪式上，我记住了一个人，老兵张富清。

    他坐在轮椅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把“共和国勋章”挂在了他的脖子上，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抬起已经不灵活的右臂，向大家行了个不那么标准的军礼。彼时他已是95岁高龄，距他获得的那些个一等功二等功的烽火岁月已经过去了至少70年，这也意味着他怀揣着这些功勋荣誉，默默无闻了70年。因伤退役后，已经是连级干部的他没有回到家乡，而是选了个贫困县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一直到离休之时，他不过是这个县里的一个科级干部，没有人知道他过往的赫赫战功。一直到2018年的退役军人信息采集中，这个“潜伏的英雄”才“暴露”了。

    今年的建党百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我又记住了一个人，老兵柴云振。

    建党百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一如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授勋仪式的庄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每一个“七一勋章”获得者授勋，但是我却没有在视频中看到老兵柴云振的出现。

    是的，他仅仅出现在授勋名单中，因为两年多前他已经去世了。如果他还健在，今年也该是95岁了，如同张富清两年前获得共和国勋章的年龄。

    柴云振和张富清完全是同一类人。他是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中的英雄，领着他的班攻下了敌人占领的两个山头，歼灭了400多个敌人，其中他个人就歼敌200多人。全班战友全部牺牲，他也身负重伤，侥幸得以存活。战后他被授予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但是其功勋勋章却30多年无人认领，因为它们的主人消失得无影无踪。要不是军队和地方有关部门多年苦苦的寻找，恐怕这个战功和他的老乡黄继光、邱少云一样的英雄就要“潜伏”一辈子了，因为这个庄稼汉、农村基层干部的秘密连家人都不知道。

    其实，除了柴云振和张富清，这些年偶见报端的还有好些个类似的无名英雄。这些英雄们是我们这代人年轻时追过并至今也还在追的星，他们熠熠的光辉照亮了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理解这些无言的英雄们是否有些困难，因为在“出名要趁早”的价值观念中，在吃一个冰激凌也要发到朋友圈的社交习惯中，在影视明星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也要引来上百万人的围观的流行文化中，隐姓埋名的英雄们是不是太傻太匪夷所思了？

    令我备感欣慰的是，在建党百年的庆典上，青少年代表们喊出的一句口号：“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强国必须要有不计较名利得失、甘于默默奉献的一代又一代人。

    我一生中觉得很有幸的一件事，就是曾经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和生活过。

    那是1972年的深秋，作为一个已经有两年军龄的老兵，我参加了那年在四川黔江县（现在归属重庆，已改区）的征募新兵的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都是从不同单位抽调来的。我担任文书，与同一个连队抽调来担任司务长的战友及某县县中队的指导员一起，奔赴该县的濯水区。司务长住在远离区镇的公社，我和指导员则住在区公所的一间小木屋里。那地方毗邻湖南湘西地区，山川形胜、风土人情和沈从文笔下描写的非常相似。自然环境虽美，但是贫穷落后。我们的工作要经常下乡，而当时有的公社还未通公路，即使通公路的地方也半天等不来一辆车，所以去哪里都是靠一双腿。我记得步行去山上一个叫水市的公社，一早就赶路，直走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到。我那时还不到19岁，一个不知道行路累为何事的年龄，只觉得环境很新鲜，在山路上走得跳跳蹦蹦的。但是指导员就不行了。他身体已经发福，走得气喘吁吁的。我走一段就要停下来等他一阵儿。歇气时指导员看着我，一脸的羡慕：嗨，还是年轻好啊，我现在真不行了！其实，他当时不过36岁，看起来却像50岁的人。

    我们吃饭是在区公所食堂里解决的，平素三顿饭，周日两顿饭。不过不管是两顿还是一顿，在我看来顿顿都一样，没有油星子，虽能填饱肚，却总感觉没吃过饭。其实当地物价非常便宜，鸡不论大小一律每只一块二，上好的红橘每斤一毛二，一块钱能买好大一袋蜂蜜……司务长周日下山来，劝指导员买只鸡来改善改善，但是指导员摆摆手给拒绝了：“我还行。文书受不了吧？”我确实有些受不了，但是也不好说什么。前些天在供销社买了二斤红橘，拎回去和指导员分食。指导员只吃了一个，还说你生长在大城市，当兵又在大城市，真没吃过什么苦。我心里不大服气：这样的生活还不算苦啊！

    但是如果说指导员不通人情世故，那可不是事实。事实上他很会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我几分钟把正事说完就没话了，而他会和当地的干部、路上碰到的老乡以及应征对象的家长聊天，从庄稼、收成说到居家过日子，很快就和人家热络了起来。我们完成征兵任务即将离开区里前的一个晚上，区武装部让食堂做了几个菜给我们送行。当地干部们频频劝酒，我不胜酒力，饭菜扒拉完便下桌了，任他们怎样相劝也不再喝。指导员则陪着他们说说笑笑地热闹了一晚。散了后，指导员批评了我。他说这不是简单的吃一顿饭，要不是当地密切配合，我们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成任务。说着从衣袋里掏出条毛巾，告诉我他其实也喝不了多少酒，多数都让毛巾“喝”了！

    在新兵训练营的日子转眼就到了春节前夕，指导员穿得一身簇新去市里参加“双拥”活动了。第二天，我惊讶地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一张指导员和一个老太太的合影照片，下面还有一行文字：一级战斗英雄扶正春和英雄黄继光母亲邓芳芝老人亲切交谈。这下我彻底懵了！

    过了几天，指导员所在县中队的通讯员来办事。他正好是我老乡。我把他拉到一边，打听指导员的事。他说只知道指导员在藏区剿匪时受伤，肠子都流出来了，但是他在昏迷前仍然举枪瞄准，把逃跑的匪首给击毙了……

    我很后悔，为没有好好地照顾指导员。要知道，对于一个受过重伤的人来说，要生活得像一个正常人一样，那该是多不容易啊！

    往事如昨，转眼却快50年了。亲爱的指导员，您现在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