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蓓
在过去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安徽合肥市邮电新村小区的38位老人，做了一个共同的约定——离世后，捐献遗体。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92岁，最小的52岁，其中有八对夫妻，已有4人完成捐献。截至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发稿时，这份遗体捐赠志愿者花名册上的人数还在增加。
“多好的一件事，一举四得：为医学研究做贡献；有用的器官可以帮助其他人，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延续生命；百年后，为孩子减轻负担；移风易俗，为国家节约土地资源。”7月末，老人们接受记者采访，谈笑风生间，尽是“为国家、社会、他人奉献余热”的骄傲和自豪。
捐遗体，贡献医学研究
已离世19年的吴老，是邮电新村小区的老人们对“遗体捐献”相关事宜最初的“启蒙者”，也是小区里的“捐献第一人”。
吴老，名叫吴朗，曾是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局长，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入党的老党员。回忆起捐赠遗体的初衷，吴老的老伴、已90岁高龄的马毅兴老人记忆犹新：20世纪90年代，吴老生病住院。一次，医生和他聊天时，说起缺少遗体对临床教学质量和医学研究的影响，“不少医学院的学生甚至到毕业都没机会经历解剖实践，对人体结构缺乏直观感受，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如果能多一些人愿意捐献遗体，对临床教学和医学研究会是特别大的贡献……”
一番话，让吴老和陪伴在旁的马老陷入深思。“后来，他跟我说，作为共产党员，如果死后还能为医学研究作贡献，求之不得。”马老回忆，出院前，她和吴老毅然向医院做出承诺：去世后，捐献遗体。
2002年3月，吴老去世，马毅兴老人和家人践行承诺，将吴老的遗体捐献给省红十字会安医大接收站。之后，吴老的女婿方立友也承接家风，在病危期间立下遗愿：“丧事一切从简，无偿捐献遗体”。2005年6月病逝后，他的遗体捐献给北京市红十字会作医学研究之用。
92岁的周凤翼老人，是吴老的学生，也是有着62年党龄的老党员。“吴老生病期间，我去看望时，他几次跟我谈到遗体捐献的事，他思考得很深。他说道，周总理去世后，将骨灰撒进江河湖海，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他还重点说到医学事业的发展和移风易俗，让我非常感动。”在吴老精神的感召下，2007年，周凤翼老人与家人商定后，递交了遗体捐献志愿书。2019年，周老的老伴曹国英也自愿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传统观念“破冰”
“我们是在吴老的告别仪式上，第一次听说‘遗体捐献’的。”75岁的朱秀芳一头银发，声音爽朗，“老伴陈清秀是福建人，我是安徽怀宁人，都是工作后来到合肥。”
朱秀芳回忆，2002年，吴老捐献遗体的事，在邮电系统职工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个年代，大家都还挺忌讳谈论生死，很多人受缚于‘落叶归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少人甚至还希望自己离开后，孩子要‘大操大办、风光大葬’。”朱秀芳记得，在吴老去世后的几年里，她也时常会和老伴“讨论身后事”。
“我们都是党员，是无神论者，头脑里没有太多传统观念的束缚。尤其是在老伴患了阿尔兹海默症后，在住院期间我们了解到，医学界对这个病的发病原因、如何预防都一直没有攻克。当时我们考虑，如果遗体能用作医学研究，为攻克难题做一点贡献，也算死得有价值。”2009年12月，在老伴陈清秀意识还清醒时，夫妻俩共同向红十字会安医大接收站提交了遗体捐赠申请。
2013年4月，陈清秀去世，如愿捐赠遗体。然而，闲言碎语也接踵而至。“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她心真狠，老伴去世也不让安生，把遗体都捐了’……”各种无端的猜测，在朱秀芳拿出自己的志愿捐献遗体（器官）荣誉证书后，戛然而止。
要获得家人的理解、支持，其实也并不容易。
在老人们和女儿提出捐献遗体的想法时，朱秀芳的两个女儿“坚决拒绝”。“僵持的那段时间，我们老两口不停地用周总理撒骨灰、邓小平捐眼角膜，还有吴老捐遗体的例子，以及医学研究的需要、为国家节约资源这些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跟她们说。”最后，女儿们总算松了口，在亲属同意栏里签了字。
2019年作出遗体捐献决定的余国琴，也曾遭遇儿子儿媳的不支持。“他对我说，虽然从为国家作贡献的角度，我们能接受，但从情感上和将来家庭和睦的角度，又很难同意。你们离开后，我们该如何面对亲戚们质疑的目光。”
余国琴一下子理解了儿子的担忧。“我捐赠遗体的本意是为国家作贡献的同时，将来不给孩子添麻烦，但不能因此再给孩子添了心病。”接下来的时间，她挨个跟家里亲戚打电话，谈自己的决定，还顺道为遗体捐赠作了一波宣传。
坚硬的传统观念在老人们一次次心怀大爱的善举间慢慢消融。今年“七一”当天，曾一度对遗体捐赠持保留意见的余国琴的爱人陈国伟，也提交了申请，加入其中。
“红十字爱心社”仍在壮大
到2013年，这支队伍已经发展到15人左右，省红十字会专门为他们授牌成立了“红十字爱心社”，时年75岁的吴荣坤成为这支队伍的带头人。
2006年9月，吴荣坤成为邮电新村小区继吴朗、马毅兴、张宝林之后的第四位志愿捐赠者。“做这个决定是感动于吴老的无私精神。我老伴汪桂兰是学医出身，对遗体捐献有了解，也支持我的想法。2011年，她也主动申请了遗体捐献，还不断发动同学加入其中。”吴荣坤说。
因为勤快干练、有主意，在过去十几年里，吴荣坤也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心骨”：组织大家为遗体捐赠作宣传、帮有捐赠意愿的老人与接收站联系、协助办理相关手续，遇到老人意志坚定但家人不理解的，也帮着做做工作。
20年间，随着媒体对“遗体捐赠”宣传的增多，人们的接受度越来越高，这支队伍平日里的宣传工作也逐渐从“地下党接头一样的偷偷进行”转为“公开进行”。
人们的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老人从拒绝谈论生死转变为开始思考“离开后是否还能为国家和社会做点贡献，为孩子解除后顾之忧”，继而与家人、孩子探讨是否可以捐献遗体，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7月1日当天，红十字会安医大接收站专门在邮电新村小区举办了一场活动，67岁的叶伟真等三位老人申请加入。7月11日，又有三位老人加入。采访时，老人们还一个劲儿地叮嘱记者：“宣传可不是为了我们，是希望更多人加入进来，为咱国家的医学研究做贡献。”
“捐遗体可不是没人管了，而是会更受敬重。”朱秀芳笑着说。今年清明，她带着两个女儿去大蜀山文化陵园给老伴扫墓，“那里有座石碑，所有遗体捐赠者的名字都刻在上面。我跟孩子们说，这里风景秀丽，还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老哥哥、老姐姐，是我将来最想待的地方。”
记者从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安徽医科大学接收站获悉，截至目前，安徽省已办理登记遗体捐献志愿者约12000人，已接受捐献遗体1200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