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月28日至29日，中国社会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家庭社会学分论坛在线上召开。与会学者将视野投向中国家庭的历史与现状，围绕恋爱与婚姻、生育与教育、代际与养老、家庭政策与治理等主题进行探讨，试图理解中国家庭变迁背后的观念与实践逻辑，以期推动家庭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完善。

    ■ 邱芊

    7月28日至29日，中国社会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家庭社会学分论坛在线上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和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共同主办。与会学者将视野投向中国家庭的历史与现状，围绕恋爱与婚姻、生育与教育、代际与养老、家庭政策与治理等主题进行探讨，试图理解中国家庭变迁背后的观念与实践逻辑，以期推动家庭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完善。

    恋爱与婚姻生活

    恋爱与择偶是个体情感生活的重要一环。与会学者或着眼社会热点，或运用国际视野，探讨了恋爱择偶行为背后的个体心理与社会变迁。福建师范大学讲师蔡蔚萍、西北师范大学讲师高玉春、河海大学博士段太香和上海大学硕士戴语珩等人围绕“剩女”“丁克”等当代婚恋新现象进行了交流与研讨。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教授徐小禾等人发现自主选择的婚姻相较于包办婚姻存在多方面的优势，包括更好的关系质量、心理健康和整体健康状况；常州大学讲师陈奇则结合西方理论和中国本土国情，创造性地用“有限度的变迁”这一分析框架来描绘我国择偶模式的变迁。

    婚姻关系的形成与维系是家庭社会学的经典议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罗力群回到婚姻制度的历史起点，梳理了人类早期历史上婚姻家庭形式和制度演化的种种观点和假说；上海大学教授计迎春则聚焦当下，揭示了通过相亲闪婚的女性和经自由恋爱而闪婚的女性所经历的不同婚姻压力传导路径，指出通过相亲实现闪婚的男青年会采取积极的婚姻策略，让女方父母没有招架之力，而自由恋爱闪婚的男女青年普遍对现代亲密关系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女方家长往往迫于传统规范的压力接受闪婚；南京大学副教授许琪发现中国人的婚姻关系中并不存在外貌-地位交换，但教育、职业、收入和家庭背景这四个地位特征之间却存在较为明显的婚姻交换，并说明婚姻交换论是否成立取决于特征之间的相似性或可替代性；清华大学博士许弘智指出婚姻-家庭共同体为主观阶层认同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心理与社会经济基础；浙江大学硕士李婧等人则分析了中国城乡已婚女性主观幸福感的空间差异。

    生育、教育与代际关系

    近年来，生育政策和教育环境的转变使相关问题成为家庭社会学中的关注热点。一些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对生育行为进行了分析。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卿石松等人的研究以传宗接代观念为切入点，探究了中华传统生育文化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发现虽然妇女的生育决策依然嵌套于父系家庭结构和传统文化规范之中，但是随着妇女地位的提升和父权制的逐步瓦解，传宗接代观念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呈弱化趋势；而上海大学硕士阳鑫等人发现女性的多孩生育意愿虽然受自身家本位文化影响，但当前生育决策中男性的文化观念仍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生育之后的亲职履行是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实践。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何姗姗关注女性产后获得祖辈育儿支持的现象，发现祖辈的支持供给与新手妈妈的需求存在错位和过度的问题。不少学者则聚焦于父职的履行。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孙晓冬等人指出父亲角色的演变回应了社会对于两性经济自主、家务平等、合作育儿的多元期望；华中科技大学讲师罗艳等人设计了促进农村单亲父亲积极养育行为的干预方案，经过干预这些单亲父亲的家校参与和在家参与均有显著改善，亲子冲突减少、亲密性增加。

    代际关系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诸多新形势、新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菊华以费孝通的权力理论为基底，探讨网络技术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发现数字知识的崛起和技术反哺改变了传统的知识生产、存在形式、教养传递与话语掌控等模式，认为代际之间在信息时代更可能实现和合共生的理想诉求；南开大学教授吴帆对家庭情感联结的基本逻辑做出了阐释；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郑丹丹等人度量了直系组家庭内部多面向的互动，发现同胞数量对于代际支持的“伦理转向”具有抑制作用，且女性不论是在代际支持中还是在同胞间的代内支持中作用都较为显著；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胡仕勇等人发现直系三代组视角在中国本土家庭分析中有着重要应用价值，扩展了两代代际交叠理论框架。

    性别视角与家庭政策

    家庭是推动性别平等的基础场域，因而从性别视角关注家庭问题与政策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部分与会学者关注性别观念与女性意识，如南京大学教授吴愈晓等人梳理了中国近30年来性别角色观念的变化趋势，发现存在时期、年龄、世代效应和明显的性别差异，其中60后最“传统”，85后时代的男性和女性出现了较明显的两极分化；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薛亚利探讨了女性社会贡献的隐匿现象及认同困境，指出女性成功的社会评价具有悖论性——一方面，女性被宽泛地期待成功，另一方面，女性成功者往往会被更严苛地评判，这让现实中女性的成功追求陷入困境；西南大学讲师毕文芬分析了“女性走出家门”这一观念的变迁过程。也有学者聚焦具体的问题现象，如西安交通大学助理教授李晓光探讨了教育失配对两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女性更有可能发生教育失配，并由此获得更低的收入水平，女性因教育失配比例整体过高处于收入劣势，且两性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初立明等人经研究发现女性工作时间与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每周工作42小时左右有助于女性实现主观幸福感的最大化，但子女数量和家庭收入会影响这种关联。

    家务劳动由于传统中明显的性别指向，在家庭社会学界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徐小禾等人聚焦于家务劳动、性别观念和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关系，发现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工作冲突，但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效果较弱，而传统性别观念会增加工作-家庭冲突；南京大学博士唐银芳关注年轻子代参与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不平等情况；陕西师范大学学生许军洁分析了配偶家务分担与女性婚姻满意度的关系；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李勇则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检视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政策的设计对于完善社会治理有着基础性意义。复旦大学教授任远等人提出，加强0~3岁婴幼儿的社会机构托育服务能有效提高女性劳动参与和促进女性发展，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和促进家庭发展的重要配套政策；四川大学硕士张慧敏等人的研究表明调节婚姻质量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干预个体的身心健康；中央民族大学学生陆嘉昊通过讲述一个农村家庭在房屋拆迁过程中财产分配的过程，展现了家庭决策中成员复杂的行动逻辑。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