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的过度关注或是长期忽视，都会对青少年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唯成绩论的评判标准也成为青少年主要的压力来源

    ● 通过教育系统的改革改善青少年对学习的关注度是长远的目标，大众需要认可青少年多方面的价值，让青少年都能有获得自我价值与满足感的途径

    ● 家长和老师都需要多关注青少年的行为与情绪，一旦发现青少年出现经历恶性事件、有消极不好的想法、有自伤自残的行为的现象，家长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机构的心理评估和进一步的干预治疗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孔一涵

    “今天的事情做完以后，我就去跳河。”听到和自己聊了几天的孩子这么说，树洞救援团的志愿者张海伦不免神经一紧：“我记得，你接下来还要参加一个公司的活动。如果因为你，活动无法举行，你也会过意不去，对不对？”电话那头的男孩轻轻应了一声。

    暂时稳定住男孩的情绪，树洞救援团立刻从他曾给出的信息中，筛选确定活动地址。张海伦紧急联系了一位与男孩同城的志愿者，在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赶到了活动现场。

    经过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树洞救援团的群聊收到了来自志愿者的好消息，与此同时，张海伦也收到了来自男孩的信息。“我觉得我那个劲儿过去了，谢谢你。”张海伦长出了一口气，几天来一直提着的心也终于放下。

    近年来，青少年轻生事件频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专家保守估计，目前我国大陆地区3.67亿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中，有各类学习、情绪、行为障碍者3000万人。其中，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为21.6%~32%。

    “如今，青少年抑郁的发病比例在提升，2020年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高出2009年0.4个百分点；有自杀意念的青少年比例也在提升，2020年比2009年高出6.2个百分点。心理健康问题正在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中的一大障碍。”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儿少心理中心主任、国家中级心理治疗师刘芳说。

    从树洞中伸出的救援之手

    “一般来说，青少年在选择轻生前都是有信号的。他们在出现心理问题时，往往不愿意向身边人求助，网络树洞就成了负面情绪的宣泄口和聚集处，我们志愿团队的名字就取自这里。”树洞救援团团长、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终身教授黄智生说。

    在微博上，一些抑郁症患者在选择轻生前会发布“遗言”，这些微博的评论区就成了抑郁症患者与自杀人群倾诉内心的树洞。黄智生注意到了树洞的存在，并开始开发可以实时监测树洞下的留言，筛选高风险自杀人群的人工智能。

    在2018年4月，“树洞机器人”开发完成前夕，一次遗憾的救援让黄智生萌生了建立志愿救援团的想法。

    “最初只是500人医学人工智能微信群里一条转发的求助信息，一个女孩打算轻生。”树洞救援理事会主任彭玲回忆，“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一条生命消失，于是我们组成最初的紧急救援小组，也就是最初的树洞雏形。通过微博寻找她的联系方式，辗转与她沟通。”经过彭玲的安抚，女孩的情绪渐渐平静，也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那天之后，女孩一直与彭玲保持着联系，她向彭玲倾诉自己遇见的感情问题，也畅想着美好的未来。“但47天后，没有预兆地，她再次选择了轻生……”谈起这段回忆，彭玲的语气沉重。

    2018年7月，黄智生的“树洞机器人”上线，树洞救援团也正式成立，包括彭玲在内的30人成为树洞救援团最初的一批志愿者。

    经历过女孩的离世，黄智生更加看重对救援人员的专业培训，“现在，树洞行动救援团大约有700人，其中心理学和精神科方面的专家大约有100人，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或者是心理学专业背景、从事与心理辅导相关的社会工作者大约有200人。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需要经过一年的见习与培训，写过一篇结业论文后才能转为正式成员。”黄智生说。

    截至2021年6月底，在接近三年的时间内，树洞救援团已经对高自杀风险人群提供超过14617人（次）的帮助，阻止超过4765次自杀，拯救了上千人的生命。

    心理脆弱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

    翻看青少年自杀新闻报道的评论区，“心态脆弱”“玻璃心”“家长太娇惯”“平时挫折教育受得不够多”……类似评价比比皆是，相当一部分社会舆论认为自杀者的内心太脆弱，自杀者情绪不稳定、易因小事就做出极端选择。

    但彭玲不认同将自杀行为简单归因为单纯的心理脆弱，“我连续救援了多位有自杀倾向的人；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一起‘激情自杀’。他们都处于不断的心灵挣扎中，每一个契机都有可能使他们做出冲动的决定，这些契机可能是因为一次挂科、一次失恋，但它们背后都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如过大的期望压力、恋爱的挫折、亲情的缺失、遭受性侵害或校园暴力等等。”

    “有些孩子在一次次失望后会转而将自己严密地包裹住，离每个人都很远。所以周边的人往往会忽视一个孩子所承受的压力。”张海伦说。在经过面对面交流、救下一个想要轻生的男孩后，张海伦加了他的微信。“刚开始他是比较封闭的，经过耐心的沟通，我发现男孩其实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因为很早离开家，所以他一个人身兼好几份工作，生活压力非常大。”

    张海伦说，在和男孩深入沟通的过程中，她了解到，男孩从小在爷爷身边长大，缺失父母的陪伴。爷爷去世对孩子是个很大的打击，但没人帮他平复丧亲的伤痛情绪。在他回到父母身边后，家长和孩子双方都不适应生活状态的改变，加之父母感情不睦，对他的关心也仅限于学习成绩，急躁时甚至会打骂他。

    “事实上，他没有在家庭中获得爱，反而感受到了冲突和伤害。他不信任家庭，也不信任感情。所以他很早就出来工作，但还是觉得找不到生存的意义。因为他和这个世界最亲密的人的连接都断了，也无法建立新的亲密关系，所以他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特别想去另一个世界找他爷爷。”张海伦说。

    刘芳认为，家庭的过度关注或是长期忽视，都会对青少年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在我们临床的观察中，有自杀自残倾向的孩子，家庭结构不完整的占比很高，比如父母离异，或是长期父母角色缺失等。这种情况下，当孩子碰到困难与压力的时候，没人给他支撑，会让他觉得自己是很无助的。”

    此外，唯成绩论的评判标准也成为青少年主要的压力来源。

    “在独生子女的家庭里，父母亲、祖辈们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一个孩子身上，而集中的关注点就是学习成绩。在学校，不少老师也将大量精力放在成绩上面。青少年无法获得除学习以外的支持和满足感，一旦成绩不好，情绪就容易崩溃，进而引起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刘芳说，对于成绩的过分看重，也可能挤占老师对于学生日常生活的关注精力，进而影响学生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与干预。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需多方行动

    2021年7月下旬，《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正式发布，黄智生表示了支持，“我们已经观察到，青少年正在承受巨大的学习压力，而缺乏个人自由活动空间是导致他们精神不够健康的因素之一。‘双减’政策对于促进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刘芳也表示，通过教育系统的改革改善青少年对学习的关注度是长远的目标，大众需要认可青少年多方面的价值，让青少年都能有获得自我价值与满足感的途径。

    与为青少年“减负”相对应，全社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愈加重视。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2020年调查中，94.0%的调查对象认为心理健康工作是重要的，与2008年87.9%的占比相比，提高了6.1个百分点。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宣部、全国妇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了《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文件要求学校定期开展学生心理状况调查，并设立心理服务平台（如心理辅导室等），或通过培训校医、引入心理学专业教师、购买专业社工服务等形式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服务。

    刘芳表示，现在很多中小学已将心理健康筛查放入日常的筛查体系中，通过简单的初筛来判断和评估青少年的心理状态，确保在早期就检测出潜在的问题，不让心理问题恶化。“有些学校还会直接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定期为全校学生甚至包括老师家长做心理筛查。”

    同时，刘芳提醒，家长和老师都需要多关注青少年的行为与情绪，“一旦发现青少年出现经历恶性事件、有消极不好的想法、有自伤自残的行为等高风险现象，家长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机构的心理评估和进一步的干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