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80岁了，体弱多病。在南窗前的病榻边，我好像重新认识了她，她不再是我的坚强勇敢的母亲，只是一个一生在渴望父爱的小姑娘。
■ 纳金
母亲蜷缩在床上，闭着眼睛，脸朝向南窗。睡觉，她只向南，从不面北，哪怕因此而压疼或者压麻了那一侧的身体。至多平躺一会，她还会继续南向。
“我可能要走了，你们善待你爸爸。”她声音微弱。
“不会，你只是老毛病犯了，吃点药就好了。”我看着她，习惯性地回答。
是啊，习惯了，多年来，母亲很少有好过的日子，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最近两年，又有了奇痒的毛病。姐姐带她看了一家又一家医院，一个又一个的特需专家号，医生的结论不完全相同。但我觉得，因为疾病，她服的药太多，药物保健了她的心脏等器官，副作用同样也在侵蚀她的身体……很多时候，很想劝母亲停止吃药，但又不能，也不敢，医生说她需要吃药保护心脏，母亲自己也极为重视，每日里记得最清的就是吃药的时间，到点吃药已经成为日常。
母亲的身体垮塌在她母亲去世的那一年。当然，那也只是表象，大厦的根基早已经开始毁损，只不过整体性倒塌是在那年的夏天。
那年的8月5日，姥姥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听说走在午后的时光。“中午还吃了一小碗饭，没见她有什么异常啊。”照顾她的阿姨说。
姥姥是高寿，走时已经92岁。在她走后，我们到了她的卧室，她平时使用的手帕习惯性地一块块整齐叠放在床头柜里。蓝色的一块还是那么崭新，上面的“勿忘我”三个字很刺眼。这手帕上的字是我写的，我让姥姥绣的，跟随她好多年了。姐姐流着眼泪拿给我，我叠好放进包里。那块手帕后来被我放进一个精致的信封里，密封起来，12年来，不曾打开。曾经的一个个日子里，有多想打开，但终究没动，其实，不用打开也能看见那几个字，还有上面零星的几朵小粉花。怀念，也拥有X射线的穿透力量。孩童不会理解，只有历经伤痛才会发现。
“你昨天说的那个诗人太年轻了。”母亲突然说话，结束了我的思绪。
是的，诗人走得太年轻，才47岁，正是才华横溢的时候，听说他的女儿才10岁。
又一个诗情画意的秋天到了，女孩却没有了父亲，她的会写诗给她的父亲。
“那天，你读他的诗给我听，特别是那首《花儿》，我好感动，他是一个多好的爸爸啊！”母亲缓缓地叹息。
“是的，他走得太突然了，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其实，我爸爸也很喜欢我，就像诗人喜欢他女儿一样，只是，只是，如今，他女儿和我一样了。”母亲语调中隐约有啜泣声。
我怔住了，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只是轻轻抚摸她的后背。
母亲有爸爸，但却不曾真正享受父爱。
姥爷走在姥姥的前一年，只是，他走在京城的大医院，房前房后尽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不像姥姥，走在老家的那个寂静的山村，房前房后是大片的稻田，蛙声一片。
姥姥出生在一户殷实人家，却因母亲早逝和哥哥的赌博而家道中落。她的父亲尽自己所能疼爱女儿，方圆几十里打听谁家有好小伙子，只为女儿一生能有所依托。
姥爷出生佃户，家里不算富裕，但可以吃饱。他是家中唯一的男丁，系父母40多岁时所生，白白净净，高高大大。最为重要的是，他读了私塾，会读书写字，并且口才滔滔。在民国的那个年代，这样既有文化，可以跟上新时代，家中又有田亩可耕种的人，应该算是靠谱的吧。就这样，姥姥嫁进了这户李姓人家。
婚后的姥姥很快就听姥爷讲起他有一个特别敬重的李先生。姥姥一生都认为姥爷离开家以后是和李先生在一起。
“他们都姓李，是本家，听说李先生是特别好的人，你姥爷跟着他，一定是在做好事，帮老百姓做好事，那年头啊，老百姓太苦了。”姥姥一直这么说。
尽管公公婆婆不愿意，她却坚定地支持丈夫离开家，“他说他去追求李先生讲的共产主义。”每每说到这里，姥姥总是会走到南窗，拉开窗帘，向外望，热切而空洞。
听说姥爷早年在大别山地区打游击，时不时还可以回家，这样，也就有了舅舅、母亲，还有小姨。
“你姥姥说姥爷每次都从房子的南边离开家，他走时，姥姥会一直站在南窗看着那不时回头的高大背影。寒来暑往，姥姥每天很忙，很忙，要种地，养鸡鸭，带孩子，做饭，纳鞋底，做衣服……只要不忙，她一定是站在南窗向外张望。”从记事起，母亲就这样告诉我们。
在母亲的记忆里，她家的南窗对着南平山。春天里，那里是映山红的海洋。每年的清明时节，映山红灿若云锦，令人炫目。
如今，姥姥长眠在那里。
姥姥爱着南窗，听说她走时也是面向南窗。
姥姥和姥爷最后的见面是在老屋的北边房子。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春天，姥爷回家了，带着他的小闺女，可是，那不是我的小姨。
“对不起……”北屋里，姥爷泪流满面。
“没什么，我知道，兵荒马乱的，能活下来就好……”听说姥姥当时没有流泪。
母亲说姥姥亲手做了家乡的小吃“小红头”，还连夜赶做了一双绣花鞋，送给姥爷的小闺女。
母亲说，那些天，姥姥锁上了所有南边的窗子。
风吹来，南窗响了一声。
母亲睁大了眼睛，向南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