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延伟

    我家几代人都是教师，从我的二姥爷赵佩川、父亲刘汉长、母亲赵恩朴，到我本人及丈夫和儿子都是教师。对于我家来说，做教师除了养家糊口之外，教师岗位更是参加革命的神圣岗位，多年来，我家出过不少抗日英雄。

    我母亲的叔父赵佩川1930年秋被推荐为山东省菏泽市单县中学校长，主持了学校的筹建工作。1932年春单县中学建成，赵佩川被山东省教育厅正式委任为首任校长。1938年10月，在聊城举行的抗战动员纪念大会上，赵佩川被推选为纪念大会筹委会主任委员。1938年11月14日，日军攻聊城，赵佩川协助爱国将领、抗日烈士范筑先率领军民奋起抵抗，与聊城共存亡，最后壮烈牺牲。

    赵佩川热心教育事业，并支持子女、侄子（包括我舅舅赵家馨烈士）、侄女（包括我母亲）、我父亲等人在菏泽读书。抗战爆发后，孩子们纷纷参加抗日队伍。我母亲唯一的弟弟赵家馨被彭德怀派人接到湖北，后来在陕西牺牲。

    抗战前我母亲在菏泽女师读书，父亲在菏泽六中读书。父母毕业后同回单县教小学。父亲家境贫寒，祖父母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父亲是老大，全家的生活、包括两个叔叔、一个姑姑读书全靠我父母供奉。小叔叔刘长林十四岁就参加了铁道游击队，曾在水中泡了十五天坚持抗日，我奶奶听说后眼睛都快哭瞎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福建、大连等地工作，后调到总政军事审判庭工作；虽身上有弹片，但他仍主动请缨去新疆，一年后把全家都接到喀什，离休后留在了乌鲁木齐。我唯一的姑姑也参加了抗日，经历不少磨难，后因病在河南去世，时任河南省工会主席。

    抗战爆发后，父母带着全家逃到了县城东南六十里地开外的张楼寨，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张楼寨位于解放区的边缘，偌大的寨子没有学校，儿童没地方上学，我母亲办起了抗日小学，开学第一课学习一个“人”字，第二课学习“中国人”，第三课学习“我是中国人”，第六课学习“我爱中国”。当时我年龄小不能上学，姐姐在一个由马厩改造的房子里教我写字。第一个字就是国家的“国”，教了一遍我就学会了，当时姐姐高兴地告诉母亲时的情景我仍记忆犹新。“国”对每个中国人是最最重要的，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强大的国家，就没有幸福的小家。爱国、爱新中国是每个中国人神圣的职责。

    母亲白天带班上课，晚上还要纺棉花。母亲纺棉花时常常吟古诗。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首诗是陆游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母亲有时还吟唱苏武牧羊的歌和木兰辞等，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永久的记忆。

    1944年，9岁的我参加了姊妹团（男孩加入的叫“儿童团”），当年唱过的抗日歌曲至今仍记忆犹新。12岁那年，父母让我挎着装有半斗小米的笆斗，走了五里地给“四婶儿”送去，可到了地方，有一个瘦高的小伙子接过笆斗就走了，一句话没说。后来，我得知当时送的实际上是“鸡毛信”。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安定了，1956年夏我考入山东大学物理系，1960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后留在山东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日子越来越好，母亲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当时还没有离退休政策，她就辞职了，1967年因肝硬化腹水去世，医药费还是小叔叔给交上的。母亲去世前几天，已经滴水不进了，却嘱咐我说：冬天冷，买点羊肉熬汤，给来看她的人暖和暖和。母亲去世前还在为他人着想，她的话让我至今回想起来仍泪流满面。

    我今年已经86周岁了，什么福也都享了，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和那些像母亲一样的无名英雄却永眠地下。亲人们安息吧，我会将让这份红色基因在我家世代传承下去！

    （作者系山东大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