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提示

    面对当下“内卷”“鸡娃”等现象背后教育焦虑的蔓延，教育观的改变成为社会的普遍关切。新近出版的《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一书，通过对一个家族100多年来微观养育实践的口述史研究，揭示了民间养育学的智慧与局限，讨论了教育焦虑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围绕如何从民间养育学中探寻教育的出路和挖掘教育的真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对话了该书作者安超。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范语晨

    当下，面对“内卷”“鸡娃”等现象背后教育焦虑的蔓延，教育观的改变始终是公众的普遍关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安超在《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版）一书中，开启了对以往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养育文化的审思之旅。通过对平民家族100多年来不同历史时期养育实践的口述史研究，揭示民间养育学的智慧与局限，呈现出当下教育困境背后的复杂图景。民间养育学蕴藏着怎样的智慧？社会变迁与传统养育文化的断裂给教育带来了哪些问题？良好的教育生态何以重建？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与安超展开了对话。

    重返乡土：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审思

    记者：在现代教育话语盛行的今天，“民间养育学”的概念令人眼前一亮。如书中所界定的，“养育”涵盖着更宽广的、融贯于生活世界的教育行动。请您介绍重返“养育”的初衷。

    安超：这个选题与我生养孩子的生命经验直接相连。我与母亲、婆婆三个人在育儿观念上冲突不断，不同代际文化力量的拉扯及其所引发的痛苦是我研究的起点。在我看来，与更为专业化和制度化的“教育”相比，“养育”还包含了大量机械琐碎的、通常由女性来承担的情感与照料劳动，我称之为“婆婆妈妈的教育学”。比如，我婆婆哄孩子时唱的童谣，遇到育儿问题时婆婆和妈妈得心应手的“土办法”等，都让我逐渐改变偏见，对民间养育的智慧和力量重新建立了理解。但这些养育的“自然逻辑”，常被认为是不值得书写的，更无法跻身于知识生产领域。因此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重拾、确立“婆婆妈妈的教育学”的价值。

    记者：结合您对安氏家族几代人养育实践的微观研究，您认为在现代教育科学化的语境下，应如何理解民间养育学的智慧？

    安超：我可以用几句民间俗语举例概括。首先是大人通过“身教”给孩子确立的底线性教养，比如“人穷志不短”的道理在养育中常体现为对吃饭礼仪的强调，即便家里穷得吃不饱饭，见到美味食物的时候也要保持克制与尊严，不可失态；第二点是乡土社会较为宽松的教养方式包容了孩子野性的原力和自由探索的精神，也就是俗话常说的“粗里粗糙的好养活”，这有利于孩子自由意志与主体性的生成；此外，老百姓有一种“举头三尺有神明”的神圣性循规，即对于生命、自然、读书等神圣之物的敬畏，这深刻地影响着孩子人格与品性的养成。

    何为“拉扯”：社会变迁中的教育困局

    记者：您在书中谈到，“拉扯”一词既是指养育孩子的民间土话，又用以形象地指代平民养育在社会变迁中遭遇的复杂张力。能否具体谈谈中国家庭在当代教育中面临怎样的“拉扯”？

    安超：在中国社会迅速转型的当下，家庭常常是三代人组成的网络化的核心家庭，抚育者带着各自的文化印记来教养一个小孩，不同代际的文化和情感冲突便凸显出来。且由于市场经济时代的阶层分化、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等背景，子辈承担了父母和祖辈对儿童经济层面（未来养老）与情感层面(精神寄托）的全部期待，助推了成人对子辈的过度控制以及随之而来的代际关系紧张。儿童也在闭锁的家庭空间和过度之爱中失去了自立精神和公共意识的养成。上述冲突并非无法化解。家庭是一个情感组织，我很认同北师大陈建翔教授提出的“家庭隧道清理”概念，即家庭成员通过对自身成长的回溯和彼此倾听，不同代际之间的理解是可达成的。本书的写作也是我重走成长之路的尝试，个体在社会的结构性冲突之中，依然可以发挥能动的力量。

    记者：您提出在结构性教育焦虑下，出现了母职至上和“完美母亲”的期待，从而导致了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这对女性的自我认同与发展有何影响？我们应倡导一种怎样的母职观？

    安超：“完美母亲”的期待对女性而言意味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代价。弗洛姆将此种心理问题称为“无私病”，即当女性过度无私，仅将情感与精力投注于母亲这一身份时，苛求自己做完美妈妈的焦虑乃至抑郁便会到来。这不仅限制了母亲的自我发展，也会加剧母亲对孩子的控制欲，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因此，整个社会包括女性自己要意识到母亲不是女性的唯一身份，做好自己是做好母亲的重要前提。还应认识到，母亲不是孩子的唯一教育者。除了要强调父职的在场之外，中国传统“子不亲教”“易子而教”的智慧对现代教育很有启示意义。如果仅由父母来教养孩子，不可避免地陷入“关心则乱”的血缘关怀怪圈中，难以把握教育的分寸。要让孩子进入同伴及其相关的社会教育网络当中，在更广阔的情感共同体里探索和成长。

    解围之途：重建文化互嵌时代的教育生态

    记者：您提出了民间养育学的未来方向：“立”之劳动教育、“玩”之闲暇教育、“谜”之神圣教育。此设想虽聚焦教育内容，实则有赖于整个社会教育生态的调整与重建。在传统民间养育学的文化传统已发生断裂的今天，这种重建如何可能？

    安超：民间养育学的传统植根于超越小家庭范围的整个养育共同体所形成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变迁已将我们带入了文化互嵌的时代，在当下重建教育生态的关键依然是养育共同体的重建。城镇化虽然让我们在空间意义上挥别了“乡土中国”，但在城市里重建养育共同体也是有希望的。城市并非仅仅意味着理性、效率、竞争至上的市场文化，而是一个包容性的地域与文化概念，可以包容乡土的、现代的乃至未来的新生文化。重建养育共同体，有赖于建构充满人文关怀与巧思的公共空间。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在北京海淀清河地区的社区改造实验就值得借鉴，他带领团队将社区中的废弃小空间，改造为经济成本低但非常实用的儿童乐园。当社区中有了人群能够互动的便利空间，人们之间的交流与信任便有望重塑，民间养育中儿童的劳动教育、闲暇教育与神圣性教育也会随之在城市文化中找到新的形态。

    记者：随着国家积极生育政策的实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等一系列旨在优化育儿环境的法规政策纷纷出台。这将对教育生态的重塑发挥怎样的影响？您有何建议？

    安超：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政策的实施对于教育生态的重建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这是构建社会情感共同体和养育共同体的必要前提。儿童友好城市建设需要更多跨学科、跨领域力量的联合、联动。例如，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要更多地关心、参与到城市规划和设计中来，从而更准确、细致地把握儿童成长、家庭养育、社会互动的需求；社会学家参与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则有利于提升城市规划对于弱者及特殊群体需要的敏感性。这样，围绕儿童友好理念建立起来的城市文化，将重新涵养一个儿童能够开展公共闲暇活动，养育者可以互信、互助的“生活圈”，让教育再次走出闭锁的家庭，得到“公共爱”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