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相信是不少女性为之困扰的现实问题。长久以来，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不妥之处——它默认与强化了女性的首要角色是家庭照料者的认知。事实上，不论是坚守职场还是回归家庭，都并非女性个人能决定，而是受到性别文化、职场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本期《新阅读》专刊关注这一话题，推荐相关书籍。《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揭示了中产阶级全职妈妈的艰难处境及背后深层次的文化与结构因素，《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洞悉了家庭“照料之战”背后系统性的权力关系与社会文化。希望这些书，能给读者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女性在职场与家庭中的平等带来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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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王力宏前妻李靓蕾发布长文，引发了网友对全职家庭主妇艰难处境的关注和思考。在《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一书中，沙尼·奥加德将目光放在中产阶级全职妈妈群体，揭示受过高等教育，本拥有独立职业的女性群体回归家庭后的真实状态，试图探寻她们退守家庭的原因，并探讨了其背后深层次的文化与结构因素。
■ 黄婷
近日，王力宏前妻李靓蕾发布长文，引发网友对不平等婚姻关系及全职家庭主妇艰难处境的思考。她的发声破除了大家对中上阶层家庭主妇安稳、美好生活的想象，关注到她们在婚姻家庭中的情感忽视与权益受损。
在《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一书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系教授沙尼·奥加德将目光放在中产阶级全职妈妈群体，揭示受过高等教育，本拥有独立职业的女性群体，回归家庭后的真实状态，试图探寻她们退守家庭的原因，并探讨了其背后深层次的文化与结构因素。
全职妈妈的媒介迷思：公共话语中的矛盾和冲突信息
传播学上有个概念叫“拟态环境”，指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在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而把拟态环境当成客观环境来对待。
书中，沙尼·奥加德在一些章节的前半部分梳理了媒体再现、公共政策对全职妈妈形象的态度，后半部分则展现了受访女性真实的生活和话语，从中能明显看到两者之间的脱节，以及后者如何受到前者的影响。
一直以来，报纸、杂志、电视剧、电影和网络平台等都试图传播事业和家庭平衡得很好的完美主妇形象，比如美剧《傲骨贤妻》中的艾丽西亚·弗洛里克，比如《三十而已》中的顾佳。前者在当了多年全职妈妈后重回职场大放光彩，后者则在经商、育儿和打理家务各方面得心应手。不少广告展现的，也是女性一边抱着孩子一边工作的画面。这类形象的反复塑造，会让一些全职妈妈陷入对照之中的自我否定，误认为大多女性都能潇洒应对工作和家庭，且皆有所成，而自己却被繁重和琐碎的家务和育儿工作压得透不过气，难以在职场深耕。此外，由于家务照料的社会价值长久以来得不到肯定，主妇还常常面临着来自外界的苛责：认为她们不能像“顾佳”们那般优秀，是个人能力的问题。
而在不同时期，英美政府会根据对家庭主妇的不同态度，调整相关宣传策略。20世纪50、60年代，英美杂志、广告、报刊和电视节目中流行的是“快乐主妇”的形象，鼓励女性留在家庭。但到了70、80年代，取而代之的是家庭和事业都很圆满的女强人形象，希望女性留在职场，同时把家庭照顾好。在美国，前后任总统对全职妈妈的看法可能截然不同，这就造成这群女性时而受到抨击和批评，时而受到美化和赞扬。
当代公共话语散布着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信息，人们从对自身有利的角度出发评判全职妈妈，却很少真正了解她们的真实处境。
特权阶级全职妈妈没有特权
书中采访的英国女性大多成长于鼓励女性独立自主的20世纪80年代，她们中不少人在律师、记者、医生和学者等岗位上大放光彩，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全职妈妈。但现实却是，另一半忙碌的工作，以及疏于照顾的子女，再加上对生育后的女性并不友好的工作环境等，让她们不得不做出辞职的选择。
很多人认为这些女性当全职妈妈是个人的选择，可事实真是如此吗？有害的过度工作文化，一方面让男性不得不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在职场上，另一方面也让想调为兼职工作，从而能照顾家庭的女性得不到该有的支持和尊重；英美政府一方面把照料工作推给家庭，一方面却减少了对社会福利的投入；人们普遍把女性看成照顾家庭的一方……看似个人选择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社会的结构性力量。
她们退出职场，满含遗憾、内疚和痛苦，却很少被人理解。全职妈妈会遭到媒体和政府的“嘲讽”，认为她们没有为经济和社会做贡献；会遇到母亲的反对，这些母亲大多也曾是全职妈妈，并不希望女儿和自己一样；而尽管大多丈夫支持妻子成为全职妈妈，有时却不免流露出对她们家务和育儿工作价值的轻视……
特权阶级全职妈妈没有特权。这也是沙尼·奥加德将目光放在中产阶级全职家庭主妇的原因，因为当她采访的“高学历特权阶级妇女都无法抵抗她们遭遇的男权体制，连她们都难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渴望，这对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女性又意味着什么呢？”
拒绝将制度性问题个体化
近几年，大众的女性意识不断增加，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也为妇女创业提供了机会和沃土，“妈妈企业家”日渐增多，全职家庭主妇的处境似乎有所缓解。但加尼·奥加德却戳破了这种乐观想象，认为这是在“个体身上为制度性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幻想”。
如谢丽尔·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女性，工作及领导意志》以及伊万卡·特朗普的《职业妇女：改写成功的规则》等畅销书大受欢迎。成功女性们在书中鼓励女性更加自信，争取在职业上有所突破，打破“玻璃天花板”。女性的自强固然值得提倡，然而女性在职场上的退却和遭遇的不平等却不会因为她们足够勇敢和自信就能化解。
相应的，“妈妈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部分女性提高她们的经济地位，但事实上，鼓励全职妈妈在家创业，巩固的仍是女性应该“想办法”兼顾家庭和工作两个领域的陈旧性别分工，她们的主业是照顾家庭，副业才是工作，所以常被认为是业余人员，而非专业人士。
看完《回归家庭》，很难不让人沮丧，似乎社会的性别观念没有进步，女性重新退回了家庭。不过，沙尼·奥加德否定了这种观点，因为该书的目的“并不是哀悼辞掉工作、转型当全职妈妈的高学历妇女的处境，而是想揭示这些妇女在特权生活中经历的矛盾、纠结和种种压迫”，而受访女性也一直努力“避开全职妈妈、家庭主妇和家务劳动的陷阱”，这是和她们的母亲以及祖辈不同的地方。
然而，正如作者所言，如果人们不重视职场平等和家庭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呼吁育儿工作平等化、照料工作去“性别化”，不拒绝用个体化思路遮蔽妇女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的真正平等仍旧难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