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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女外卖员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在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里，传统的性别框架和性别分工被解构和重塑。女骑手们从动态的身份调试，到利用传统性别规范和平台化规制实现个人劳动利益最大化，再到更广泛、更深入的社群连接，这样的性别展演凸显了性别与平台劳动的深层互动，让我们看到了她们在未来平台就业实践中愈加展现自我能动性和主体性的可能。
■ 赵宇超 张仟煜
近年来，女外卖员的身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愈发常见。据美团研究院调查，2020年美团平台女骑手的比例达到7.4%。在本研究开展的2021年北京市外卖员问卷调研中，女骑手的比重已显著提高到16.2%。送外卖由于低门槛、灵活自由、多劳多得的特质，越来越成为众多女性劳动者的偏好选择。但作为高密度、强控制、重体力的劳动类别，送外卖仍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以“职业性别少数”身份进入平台的女骑手们，既要与外卖劳动中强烈的男性气质博弈，也受到数字平台强烈技术中介性的影响，并持续承受着传统性别规范和性别分工的桎梏。本文试图从平台经济下女性外卖员的日常实践入手，探寻她们适应平台劳动的行动与经验，理解她们在此过程中构建的自我认知和性别话语。
成为女骑手：超越传统性别身份
在传统的社会性别文化中，女性被期待以家庭为重，可从事的职业集中于服务员、护士、幼师等情感性或辅助性强的领域，自身工作往往被认为是家务劳动的延伸。女性加入平台劳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这种单一的角色框架和性别认知。比如，在应对送餐高峰期的体力和耐力挑战时，女骑手们大多表示“别人能干自己也能干”“这个事（跑外卖）不能慢慢干，要跑、使劲跑”；在每天长时间风吹日晒的工作环境下，不少女骑手表示“挺好，省了买衣服的钱”；还有部分女骑手是受到丈夫送外卖后的耳濡目染而萌生念头，在配偶的鼓励下进入了外卖行业。
加入外卖行业后，一些女骑手不再固守家庭角色，“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被打破。很多全职女骑手表示自己承担的家务劳动并不多，会与另一半进行协商，最大限度地节约彼此的时间，实现双方劳动效益的最大化。另外，祖辈照料的育儿模式也多出现在女骑手的生活中，她们会把孩子放在父母家照看。由此，很多女骑手都把“送外卖”的工作放在首位，职业身份而非性别身份成为其定义自我的重心。这种去性别化的劳动实践，突破了女骑手为家庭和孩子牺牲的传统认知，也超越了男性凝视下“女性靠脸而不能靠能力吃饭”的刻板印象。
除了个人坚持和家庭支持以外，平台中的劳动规定和技术准则也从客观上鼓励女性建立以“骑手”而非“性别”为核心的身份定位。当谈及应聘体验时，专送外卖员珊姐十分肯定站长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不乐意录用。而通过后台自主注册的骑手们，则更少意识到性别身份带来的入职差异。平台的数字化招聘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外卖行业在进入关卡的“性别平等”；以算法为核心的数字化监管则采用接单率、路线、准点率、好评率等数据标准来维系劳动秩序，标准化、统一化、精准化的测算带来了几无差别的劳动体验——如兼职外卖员张希所言，“中午高峰期的时候就没有男女差异了，都疯狂地跑。”
女骑手的劳动策略：在性别标签下发挥能动性
朱迪斯·巴特勒在论述“性别展演”时指出，个体种种常态化的社会实践，都是一种展演行动，既受到性别规范的制约，也带有主体性和协商空间。女骑手的具体劳动实践中，对传统性别规范的遵循、协商和利用呈现出丰富的张力。送外卖过程中，女骑手们不会一味选择证明自身不输男性的体力和能力，而是会积极寻求帮助。例如，有的餐品是矿泉水、西瓜等大件货物时，女骑手会主动向顾客或周边热心人士求助；遇到路途较远或难以定位的情况时，女骑手们也会积极联系男同事请求支援。
同时，灵活利用交流技巧、社交技巧等“情感劳动”经验，也是女骑手们将性别优势转换为劳动优势的策略之一。取餐、送餐路上及与保安、顾客交流中的话语和行动——等餐着急时，女骑手倾向于“慢慢说”来赢得饭店的配合；当不被允许进小区时，女骑手会“嘴甜”地向保安解释；送单超时引起顾客不满时，女骑手们大多笑脸迎人，通过专门发短信等方式来耐心交流、获得谅解——展示了女外卖员们基于更强共情能力的劳动智慧。虽然女外卖员的体力弱、耐心、善于沟通、妥协等是传统性别标签，但在平台严苛单一的算法管理下，这些标签反而为女外卖员在复杂的劳动场景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女骑手社群的建立：集体话语与身份认同
不同于男骑手的随处可见，女骑手们较难在送餐途中发现女性同伴，加入的外卖群聊也较男性骑手更少。但女骑手们往往会利用平台劳动中存在的连接机会，与其他女骑手建立紧密的、在场的、深度的社交关系，从日常有仪式感的互动分享中，获得对自身“女性+骑手”身份的认可。
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曾指出，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文化、价值观和身份共享的一种“仪式”。通过一系列具有仪式感的媒介化实践，女骑手们在互动中相互扶持，形塑了群体间的认同，增加了集体话语的表达。在微信群里，她们几乎都以姐妹相称；清晨，伴着群里接龙似的“早上好”问候或群友们的定位，女骑手们陆续开工；午高峰过后，群里又会掀起一轮“晒单”高潮；遇到恶劣天气时，女骑手们会嘱咐彼此注意安全；她们聊天的内容也不止和配送相关，而是包括婚恋、养生、美容、育儿等丰富话题。
此外，女骑手们也会尝试多媒体发声，向外界传递“自立自强”的集体话语。在深圳龙岗区，顾大娟用两年的时间组建了自己的“外卖娘子军”。这支配送团队由十几名女性外卖员组成，拥有自己的抖音、西瓜和快手账号，实现了随时随地的女骑手发声文化（call-out culture）。短视频账号里发布的内容大部分是分享跑单策略和送单过程，经常也会穿插一些集体表演——例如，大娟会和队员们一起策划动作，配上精心挑选的音乐，在镜头前展现女性送外卖的酸甜苦辣。“努力工作，开心生活”“没有什么阻止你，除了你自己”之类的字幕也常在她们的视频中出现。
数字化、媒介化的平台就业既丰富了性别议题的场景，也使性别劳动的阐释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平台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女性争取权益平等的渠道，但也复制了不平等的性别劳动关系。在中国平台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需要看到女外卖员是理性的、自主的个体——她们利用平台劳动的机会和机制来积极争取自我收益。同时，女骑手们从动态的身份调试，到利用传统性别规范和平台化规制实现个人劳动利益最大化，再到更广泛、更深入的社群连接，这样的性别展演凸显了性别与平台劳动的深层互动，让我们看到了她们在未来平台就业实践中展现自我能动性和主体性、重构性别话语的潜能。
（赵宇超为之江实验室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专员，张仟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