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之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成为又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2022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力期，在新的一年和未来更长一段时期，如何推进农业农村发展，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实现共同富裕？1月8日，多位长期致力于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权威专家齐聚“清华三农论坛2022”，为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农业农村发展建言献策。
陈锡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大有可为
观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等制度和体制，有效遏制了农村两极分化现象的发生，在推进农民共同富裕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也必然能够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共同富裕，是党中央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陈锡文，围绕“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发表了演讲。
“在推进农村改革过程中，我国建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等一套完备的制度和体制，避免了农村发生两极分化的现象。”陈锡文肯定了改革开放对农民增收的贡献，重点回顾了近年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过程，及其在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2016年到2020年，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三块地”改革等农村各项改革的深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断创新和发展，其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农民获得的改革红利也越来越多。这5年里，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红累计已达到4085亿元，其中，给经济组织成员即农户的分红达3353亿元，占82.1%。
陈锡文指出，除了分红，农民从集体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是另外两大块：集体经营性收入用于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的发展，这方面的投入所形成的为本村村民享受的福利比现金分红大得多；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引领或参与发展起来的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为本村或当地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在后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在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
陈锡文进一步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引领创办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保证了入社农户既有保底分红，又有劳务收入，还有最后盈利的再次分配；集体经济组织领头或参与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吸收了大量的返乡农民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户提供了各种各样生产性社会化服务，使得农户用不着买大型农机具，也可以购买到托管、代耕等社会化服务，进行适度规模经营。
“当然，我们面临的问题还不少，目前最大问题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陈锡文说，“下一步怎么办？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扶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让它们更加壮大，在消除农村贫困、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方面，发挥更大的更积极的作用。”
蔡昉：城乡融合发展正当时
观点摘要：消除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正处于机会窗口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消除二元结构的改革举措，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增添动能。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要求，是发展目标的本身，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以“抓住破除二元结构的窗口期”为题发表了演讲，“机会窗口既是指时间紧迫，也是指消除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本身就是新的发展机会。”
蔡昉说，“目前，我国正面临两大挑战，第一是劳动力供给不足，未来，劳动力还将会出现负增长；第二是人口增长减缓，人口老龄化加剧，这必然带来消费需求的不足，从而制约经济增长。这两个挑战可以通过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来应对解决。”
蔡昉指出，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我国一个农村劳动力对应的土地也就在一亩到七八亩之间，劳动生产率为3830美元。此外，我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为23%，高于中等及发达国家的水平。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呢？蔡昉认为，一是要发挥分子效应，依靠科技等要素增加产出，提高单位劳动的增加值；二是要发挥分母效应，继续推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减少单位产出的劳动力，“在此基础上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从供求两侧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蔡昉做了两个假设：将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低10个百分点，即从23%降到13%，就意味着农村可以贡献出8000多万非农劳动力，每年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可增加2.7%，可以缓解人口增长降低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还可以提高消费30%，同时可继续提高城镇化率，可以增加2.6亿城镇户籍人口，也可以提高消费30%。
农业劳动力转移会不会影响农业生产？蔡昉指出，现在很多地方都有社会化服务，生产托管的面积已经达到了农作物播种面积的2/3，农户自己不需要拥有大型农机具，也可以扩大实际经营规模。“土地在自己手里，你可以请人托管；你转包了人家的土地，也可以请人提供社会化服务。这是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既可以让农户扩大经营规模，也可以稳定当前以农户承包为主的基本经营形式。”
蔡昉还指出，农业农村发展要注重科技创新和科技向善，“科技创新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比如，猪周期是长期的市场难题，如果有足够的利益激励，也可能通过科技创新得到解决。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利益导向，科技企业应该尽自己的社会责任，体现出科技向善。”
他最后指出，消除二元结构是未来15年的重要改革任务，这一改革将产生真金白银的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为乡村振兴增添动能。
魏后凯：共同富裕重在富裕农民
观点摘要：共同富裕重点难点在富裕农民。农民增收是促进城乡共富的关键，新形势下要全方位增加农民的收入，还要优化农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不同群体和不同地区的农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重点在富裕农民。”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在演讲中强调，不管城镇化怎么推进，未来，农村人口仍然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因此，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农民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魏后凯指出，近年来，农民增收越来越依赖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主要指政府的各种财政补贴）。从2015年到2020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已经超过农业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第一大来源。它和转移性收入一起，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了70%；另一方面，近六七年来，农民从农村第一产业获得的经营性收入及占比持续下降，目前，第一产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只有23%，远低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农民工资性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民在城里打工的收入，与农业生产无关。”魏后凯说，“农民增收最根本的源泉还是应该来自农业和农村。因此，在新形势下，要让农民富裕起来，缩小城乡差距，关键是要把农业发展起来，让乡村振兴起来，全方位增加农民的收入。重点应该是激发乡村的内生活力，建立各具特色、具有竞争力的农业农村导向型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和农民继续稳定增收的机制。”
促进农民增收具体从哪几个方面发力？魏后凯说，第一要多途径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在稳定来源于在城里打工的工资性收入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来源于农业农村的工资性收入的比重，这就必须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推进就近就地城镇化；第二要促进农业经营性收入快速增加，稳定并提高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第三要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通过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打通资源变资本变财富的渠道，拓宽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大幅提高其所占比重。”
魏后凯还就农民共同富裕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一方面把农村农民收入蛋糕做大，另一方面要优化农民收入分配，缩小农村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第一要挖掘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增收潜力，第二是要高度关注农村的老龄人口的生活富裕问题，第三要不断壮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促进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当然，我们还要重点关注脱贫地区、欠发达地区、老少边地区、粮食主产区等等的农民增收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