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技术迭代，汽车本身与其附载的各类信息被“人类中心”叙事排除在记忆之外。为了填补空白，徐前进下沉至日常生活领域，尝试构建一种机器的“物质主义”叙事风格。在《驶于当下：技术理性的个体化阐释》一书中，徐前进作为一名普通驾驶者，和4S店销售员、出租车司机、修车工等共同感知着汽车的存在，并以此反思现代技术与社会、文化、个人之间的关系。

    ■ 张馨予

    188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成功创造了世界上第一辆现代汽车。此后，汽车逐渐取代马车成为公共道路的主角，人类从此摆脱了“脚力”时代，飞速奔波于起点与终点之间，“行万里路”从此不再是梦，而是现代人可轻松达成的成就。与此同时，汽车也在改变着社会景观，塑造着人对时间、空间的感官。

    然而在徐前进看来，这样一项重要的发明落实到其自身状态时却很少进入现代文本，也可能无法进入历史。随着技术的迭代，汽车本身与其附载的各类信息可能因其不能言语、没有感情，而被“人类中心”叙事的档案机制排除在记忆之外。为了填补空白，徐前进下沉至日常生活领域，尝试构建一种机器的“物质主义”叙事风格，以个体感受阐释汽车所带来的技术理性。在《驶于当下：技术理性的个体化阐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版）中，徐前进作为一名普通驾驶者，和4S店销售员、出租车司机、修车工等共同感知着汽车的存在，并以此反思现代技术与社会、文化、个人之间的关系。

    媒介即讯息

    技术的变革远不止数量的增减损益，它使整体生态发生变革。为了满足轮胎的使用，人们用柏油覆盖了泥土道路；为了平衡速度的负面影响，人们创造了红绿灯，出台了交通法，成立了交通监管及执法机构；为了促进汽车机械性与肉体感官的融合，人们增设了驾驶培训学校……汽车的出现颠覆了城市景观、促进了新职业出现，甚至推动了新的立法。但作者的论述尚未止步于这些社会宏观改变。在其看来，汽车还从微观的个人生活改变着人的行为逻辑和心理。

    汽车的普及将驾驶者从古典时代的英雄身份转换为现代技术控制者，随着技术进步，人们在交通过程中的体力与脑力付出比例不断改变，这体现的正是尼尔·波斯曼对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解释：“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的偏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自动化时代的到来又一次改变了人的身体功能，人的眼睛超负荷运转，身体的行动力被进一步弱化，从而促使了驾驶心理领域的出现。此时，汽车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不同技术系统所支持的汽车类型（手动挡、自动挡）不断调整着人们的身体功能与驾驶心理。

    而汽车不仅是一个整体，由各个部件组合，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精细分工，在这种分工下，社会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当伦理问题出现（车祸或尾气造成的环境污染），责任的追究变得尤为困难，一种“有组织的无责任感”随即出现。

    工具理性与技术极权

    正如媒介环境学派所论述的“每一种技术都有一套制度，这些制度的组织结构反映了该技术促进的世界观”。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为提高其工厂的生产效率而创造了“流水线”生产形式，通过把一个重复的生产过程分为若干个单元子过程，充分发挥了劳动分工所带来的效率。福特装配线的生产方式创造了一种现代景观，尼尔·波斯曼称其为技术垄断兴起的标志，乔治·里茨尔认为该生产方式是“社会麦当劳化”的必备要素，而本书的作者则将其称为“技术极权”。

    在驾校时，作者通过“背诵口诀”的方法通过考试，这是一种有效率的学习；在4S销售店，销售员通过“流水”程序，在无需交流的形式下达成汽车的买卖，这是一种有效率的消费；在修理店，技工们运用升降架、扒胎机、动平衡仪等机器完成汽车的修理与升级，这是一种有效率的工作；驾驶者行进在道路上，ETC自动抬起或放下升降杆，工作人员扫描手机，扣除费用，这是一种有效率的交通……“流水线”深入渗透进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信息流动的效率越来越高，人与人的直接交流却越来越少，现代“陌生人社会”出现。马克思谴责其为一种心理剥削，人被剥夺了生活的乐趣，生命价值出现工具性异化状态。

    作者总结，这是一种技术极权主义的控制：人失去选择，其生产能力、娱乐目的、感官反应机制都被规划和预设。而这也正是马克斯·韦伯所叙述的工具理性，人们追求功利，最终却反被功利所用，进入了现代化“铁笼”。

    对现代性的乐观解答

    在《驶于当下》一书中，我们能看到许多熟悉的身影：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媒介环境学派的麦克卢汉、波斯曼等，甚至能够向上追溯至马克思、韦伯。作者注重个体心理感受与心理分析，写作中体现出更多后现代、浪漫主义倾向，并试图摆脱对档案的依赖，从个体感官出发感受日常生活的“存在”。

    在作者看来，“人类中心”叙事与技术极权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现代社会相信“理性”，相信“人”对世界的客观认知，因而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档案生成机制，忽略了个体主观感受，排斥琐碎、重复的日常生活，使人倍感孤独，也使工具理性有机会反制人类，造成部分“技术极权”现象。但相比批判学派与媒介环境学派的悲观，作者给现代社会提供了更为乐观的观察视角，认为“技术极权”所带来的孤独相比古代的忍饥挨饿或生死离别，是一种现代文明所制造的幸福，而这种制度虽然带来个性与创造力弱化的问题，但同时也确保了每个人的安全，为普通人提供了更多平等与自由。

    本书的“中断”式写作使得作品丧失了部分逻辑性，这是争议所在，但也正是该书的创新之处，“电车难题：程序正义与本能反应”的部分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思路。他认为“电车难题”脱离了日常，陷入纯粹“理性”的探讨中，这正是一种人类中心的叙事，当关照现实生活时，我们就能发现人们不太可能遭遇如此道德困境，现代社会将以技术“机械性”结合“本能”解释，缓解此类冲突。

    “缺席是治疗遗忘最好的良药”，但汽车的机械状态在文本中的缺席也同时意味着历史的遗失，从这一角度讲，作者是在为后代书写历史。可以说该作品的叙事方式颇为“意识流”，作者也表示该写作方式仍在探索中。读者只需做到批判但包容，期待该风格的更多延展与尝试。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