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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研究团队刊文关注“三孩政策”背景下中小学女教师生育意愿

推进家庭学校与社会协作式共同育儿


    ● 对女教师而言,家庭经济条件、个人收入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普遍因素,子女教育、住房以及工作强度则是影响中小学教师生育意愿的基本因素 

    ● 建议从开展育儿假、完善乡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师资结构、扩大托育服务供给、转变教养观念、平衡教师工作与生活六个方面入手,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推进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落实

    ● 要破解教育、养育私人性和私立性的藩篱,应倡导家庭、学校与社会协作式共同育儿,形成互助、节约、有质量的养育与教育新生代的社会环境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近日,一篇题为《“三孩政策”背景下中小学女教师生活现状及生育意愿研究》的文章引发社会关注。

    女教师群体有着怎样的生育意愿?哪些配套支持措施的落实有助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进一步提升她们的生育意愿?日前,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文章作者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以及研究团队成员之一的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林玲。

    家庭经济条件、个人收入是影响女教师生育意愿的普遍原因

    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教师总数已达到1792.97万人。其中,2019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女性专任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重在学前教育为97.79%,普通小学为70.02%,初中为57.80%,高中为54.73%。

    文章指出,教师这一职业群体具有较高的女性比例,且伴随教师队伍年轻化的发展趋势,育龄群体比重增加。同时,教师群体的收入待遇相对稳定,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具备较好的养育素质与能力。

    对郑新蓉来说,教师群体呈现“女性化”“年轻化”这两个特点,据此她和团队认为,有必要了解作为适龄婚育主体,中小学女教师目前的工作、婚育情况。通过统计问卷数据,郑新蓉和林玲发现,中小学女教师的生育意愿并不高。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怎样回答由此产生的疑问?文章从多个维度追因。

    文章指出,对女教师而言,家庭经济条件、个人收入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普遍因素,子女教育、住房以及工作强度则是影响中小学教师生育意愿的基本因素。

    从职业角度,文章提到,超七成的女教师认为“三孩政策”可能使女性在职场上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从育儿成本角度,文章提到,生育多孩加重了女教师的育儿压力,由于教育工作者的工作与生活都是以儿童为工作对象,她们面临着双重挑战;从价值观角度,文章提到,当代青年对自我需求、婚姻质量更为重视,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女教师的低生育意愿。

    “人们对中小学教师这一职业的从业状态可能过于理想化。”郑新蓉特别提到,调查发现,除了中小学教师实行严格的坐班制、工作量普遍超负、乡村女教师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等客观情况外,虽然教师群体经济收入相对稳定有保障,但整体收入并不算高。

    林玲告诉记者,在区域、教师群体类型和学校类型均有所覆盖的情况下,问卷得出:66.97%的教师家庭年收入不足10万元,家庭年收入达到10~15万元的教师家庭仅占19.63%。

    基于教师职业特殊性细化政策措施

    哪些因素能提升中小学女教师群体的生育意愿呢?

    问卷显示:对于不想生育的普通女教师来说,改变其生育意愿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水平提高、工作量减少和教育成本降低。

    “女教师的生育和养育配套政策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再加上教师身份多样,政策的细化分类是非常必要的。”郑新蓉说。

    基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文章建议从开展育儿假、完善乡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师资结构、扩大托育服务供给、转变教养观念、平衡教师工作与生活六个方面入手,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推进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落实。

    郑新蓉将可以采取的促进政策通俗地划分为两类:花钱的与不花钱的。“花钱的”即让政府进行投入,提供政策支持和财力物质支持。“不花钱的”则是倡导社会合作、因地制宜、盘活社会资源等号召性举措。

    就“花钱的”来说,郑新蓉建议,在边远和艰苦的农村(牧区)学校建立面积较大、设施比较完备的教师公寓,以便兼顾教师的育儿和养老;设立边远艰苦地区女教师生育保险;鼓励单位建立托儿所,解决三岁前带孩子问题;为教师子女就学提供一定的方便,例如建立教师子弟学校。

    就“不花钱的”来说,她建议,可为女教师提供每胎一年左右的生育假期,保留公职可以延至两年;夫妻均为乡村教师的,疏通现行政策解决跨地区调动,方便教师的工作和生活。

    除此之外,当前教师队伍还面临一大挑战,即教师总量短缺,生育政策放开后随之而来的入学(园)高峰,加重女教师生育、教育双重负担。

    “女教师占大多数,一旦怀孕休假,后备力量哪儿来?要有个‘蓄水池’,在促进专业化的同时‘广开师路’。”郑新蓉认为,“蓄水池”里的教师可以是内部调节、分担任务,依据人口峰值提前整合教师资源,也可以是动员、开发社会资源或者教师志愿者。

    在家庭内部,家庭分工和养育方式,也影响着女教师的生育意愿。

    在郑新蓉看来,应该强调家庭、学校与社会协作式共同育儿,“养育和教育应该是上一代人对新生的一代人整体影响的过程,这也是现代教育的公共性或者养育公共性建立的基础。”

    郑新蓉透露,她与林玲正在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就围绕这一现象提出新的建议:要提高教师群体生育意愿,就要破解教育、养育私人性和私立性的藩篱,倡导社会养育和集体养育,建立家庭与社会中一代成年人与一代儿童之间随时可及、亲民友善、可信赖、相对稳定的教育养育关系,减少生养、教育的无效浪费,形成一个互助、节约、有质量的养育与教育新生代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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