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富东燕
小凡正开会，微信发出震动，又是来自老妈的问候——“我想看看你，好吗”，小凡无奈地将手机扣在桌子上，十秒钟后，她忍住烦躁的情绪，回复了一句“我在开会，晚些……”
“这样的微信，我妈几乎每天都会发来，我真是又厌烦又同情又无奈，我已经成人了，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呀。”小凡皱着眉说。
如今，像小凡母亲这样“粘小”的父母不在少数。这些中老年人在离开工作岗位后，生活圈子越来越窄，对子女的情感依赖也就越来越强烈，他们把子女当作唯一的依靠，对子女的百般关心和牵挂成为生活的重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会对自己和子女产生怎样的影响？应如何调整退休后的生活？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是关心惦记，还是情感绑架？
来自山东枣庄的小凡26岁，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同时也把妈妈的心带到了北京。说起妈妈，小凡欲哭无泪，“每次视频我都是强忍着听妈妈唠叨，吃饭了没？吃什么呀？让我看看呗？今天冷不冷？让我看看你穿的什么衣服？周末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家呀？……她恨不得一天24小时监视我，这种爱真的太沉重了，我感觉特别压抑。”
曾有几次，小凡因无法忍受而和妈妈发了脾气，可妈妈表现出来的伤心和痛苦，又让小凡很可怜妈妈。“我妈就我一个孩子，辛辛苦苦供我上学，确实不容易，发完脾气我又会感觉内疚和自责。”
小凡说，知道妈妈是惦记着自己，但这样感觉很累，很压抑。“真心希望妈妈能够多一些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关心我。”
记者在知乎上搜索相关话题，发现不少网友都有相似的情况——
“我最害怕我妈发来社死三连问——‘在吗？你在干吗？怎么不理我？’妈妈非常粘我，我从这份粘人中感受到更多的是压力不是爱。”
“只要看到我周末不是在加班，而是和朋友们出去玩，我妈就会很生气，说我不去陪她，开始教训我。”
“我妈喜欢翻我的东西，发现我办了一张信用卡，就特生气，说我什么事情都瞒着她，说我不贴心。我有时候想换个城市生活，但我妈说不管我到哪里，都会跟着我。”
“我妈超级喜欢给我打电话，有时候我事情多脾气不太好，她就生气，还得让我去哄她，她总说供我上学花了这么多钱我不知道感恩，弄得我很内疚，感觉这是情感绑架。”
……
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李婷观察，这种“老粘小”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子女保持较高频率的联系，比如每天都要微信视频或者电话，随时随地想掌握子女的动向。二，高度干涉子女的恋爱交友或者工作选择。三，对子女进行情感绑架，如果子女的行为没有顺从自己的心意，就会很不愉快。
看着一个个委屈又无奈的表达，我们不禁要问，这届家长怎么了？
是老人的错，还是背后另有原因？
“板子不能简单地打在老人身上，这种现象背后存在多重的深层原因。”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对此表示。
近年来，计迎春一直在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的家庭模式和代际关系的变化，她分析认为，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从等级制、一言堂的大家庭，变成了代际之间互相依赖的小家庭，而像“老粘小”“啃老”等现象实际上都是代际互相依赖的一种表现，只是每个家庭的程度有所不同，“虽然互相依赖的极端现象并不是特别突出，但比起上一代人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老人对子女的依赖是与控制并存的。”
据计迎春观察，对于子女依赖和控制程度较为严重的是中老年群体，身体和精神尚好，处在有能力和精力“粘小”的生命阶段。且多出现在城市中的独生子女家庭。
“多重深层原因”指的是哪些方面？计迎春认为，首先是结构制度的变化。改革开放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从个人工作角度来讲，从类似大家庭的单位体制——比如提供铁饭碗和完善的福利待遇，转变为完全市场化的雇佣体制，与家庭相关的社会再生产负担很大程度上回归到小家庭中，这就需要家庭成员之间抱团取暖、互相帮助，其中既包括经济上的支持，也包括精神上、情感上的依赖。
“独生子女政策正是与这个进程同步的。”计迎春强调，一个家庭只育有一个子女，少子化促进了密集母职的盛行，父母在物质上、时间上、情感上对子女予以密集投入，那么相应地他们对子女的期待和依赖就会增大。而极端的依赖，就形成了“老粘小”现象。
另外，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新模式，比如数字化设备和技术的应用，计迎春提出，不能很好地掌握这些技能的中老年人会感到无助和不便，更会增加对子女的依赖。
“这些原因是中国这个转型社会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浓缩，在此背景下，出现的‘老粘小’‘啃老’等社会现象恰恰就是当下相互依赖代际关系的一体两面的集中体现。”计迎春总结说。
李婷表示，从个体层面上看，中老年人在离开工作岗位后，正处于人生的重要转变阶段，社会关系的急剧收缩需要他们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重心，找到新生活的意义。而一些无法很好调试自己的老人便会加重对子女的依赖。
如何避免父母的过度“关爱”？
父母对子女的过度依赖和控制，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子女造成沉重的负担，甚至成为道德上的绑架，更不利于自己的生活和家庭的和谐。
李婷分析，“老粘小”可能会破坏自己与子女的关系，使得子女产生逆反心理，增加亲子之间爆发矛盾的可能。老人对子女恋爱和工作的过度干预，会破坏子女成长的社会化过程，降低子女找到合适伴侣和工作的机会；老人对子女工作生活的过度关心与包办，还会产生诸如“啃老族”与“妈宝”等无法很好适应社会的青年群体。
“受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义影响，很多父母认为子女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对于子女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人格的认可、理解和尊重是不够的。”计迎春表示，当发现代际之间出现矛盾时，有的家庭可能通过沟通协调得到化解，但有的家庭就会闹得鸡飞狗跳，这样对双方都不是一件好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安定和谐，社会才能发展进步。如何避免父母过度“关爱”子女的现象？已经出现矛盾的家庭应如何化解？受访的两位专家一致提出，需要老年人、子女、社会服务三方面共同作为。
李婷说，老年人首先需要认识到自身与子女之间的界限，对子女的关心与牵挂不要过界，不要过度干涉成年子女的生活与工作。另一方面，老年人也要重新认识自身价值与意义，很好地规划退休生活，保持多元化的社交网络，培养新的爱好，增加社会参与。
“作为子女更要主动行动，有所作为。”计迎春提出，作为子女，要主动帮助父母适应这个数字化的时代，积极指导老人学习各种电子产品和Ａpp的使用方法。同时，要帮助他们寻找新的兴趣点，比如创造条件让他们去旅游，参加社区活动让他们去开拓社交，报名老年大学等机构增加他们的兴趣爱好等。
“子女应该密切关注父母在生活转型期间的心理和生活状态，要给予父母足够的关心，有意识地帮助他们维持社会关系、培养新的爱好，来度过转型适应期。”李婷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字显示，截至2021年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计迎春和李婷均表示，整个社会都应该为此做好准备，为老年人创造更多的保障、福利和便利，多渠道多方式地为老年人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活。她们还特别提出，很多退休后的中老年人有意愿、有能力为社会继续创造价值，要充分发挥这部分老年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服务机构要科学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增加就业创业、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等内容，让老年人“重新就业”，让老年群体在新时代找到参与社会的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