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蒙/编译

    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妇女来说，她们的基本权利以及个人尊严长期难以得到满足，这更加剧了她们的丧偶之痛。尽管全世界有超过2.58亿名丧偶妇女，但在很多地方，她们一直在社会中得不到重视和支持。

    武装冲突、流离失所、移徙和新冠疫情导致数以万计的妇女丧偶，还有许多妇女的伴侣失踪或消失。

    在全球很多地方，尤其是一些经济落后的偏远地方，丧偶妇女通常在伴侣死后被剥夺财产，并可能被视为疾病的“携带者”，受到极度的污名和歧视。

    妇女普遍在获得养老金上比男子低得多，因此，配偶的死亡可能导致老年妇女的贫困。在因疫情等原因造成封锁的背景下，丧偶妇女如果病重或无法养活自己和孩子，可能无法获得银行支持和养老金。单身母亲家庭、单身老年妇女特别容易陷入贫困，是目前一个亟须关注的领域。

    6月23日国际丧偶妇女日之际，联合国人口基金网站报道了关于丧偶妇女的相关问题，并呼吁各国政府应采取行动兑现承诺，保障《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法中所包含的丧偶妇女权利。在许多国家，即使国内法对丧偶妇女的权利有所保护，但国内司法系统软弱无力，未能在实践中保障她们的权利。司法官员的意识缺乏，可能导致丧偶妇女不愿诉诸司法寻求赔偿。

    据估计，全世界2.58亿名丧偶妇女中有近十分之一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如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一些地区，约有50%的妇女丧偶。在配偶的丧葬和哀悼仪式中，丧偶妇女可能面临有害、有辱人格甚至威胁到生命安全的传统习俗。

    “我的梦想是让我的社区从太阳能中受益”

    ——玛莎·艾丽西亚·贝纳文特，危地马拉

    玛莎·艾丽西亚·贝纳文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孩子。她去印度接受培训，成为一名太阳能工程师。而在接受培训之前，玛莎当过保姆，照顾雇主的孩子，远离自己的孩子，但仍然没有足够的钱来满足生活。

    现在，凭借自己的技能，她可以制造太阳能灯，每盏灯可以卖到200格查尔，几乎是她做家政时月收入的一半。

    “我在学院度过的六个月也不容易。当时我曾生病，犹豫过是否继续做家政工人。但渐渐地，我学会了如何制造太阳能灯。”玛莎说，“我的梦想是让我的社区从太阳能中受益。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去印度，不仅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整个社区。人们走过来对我说，我们很高兴你回来了。现在我们有光了！”

    “我希望我的女儿们从我的经历中受到启发”

    ——玛哈·阿西·艾玛·阿拉，叙利亚

    玛哈是一名40多岁的叙利亚难民，在丈夫去世后来到约旦扎阿特里难民营的联合国妇女中心。在失去伴侣后，她正在与严重的抑郁症作斗争，对独自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前景感到不知所措。玛哈现在是一名裁缝，并且还找到了一个女性网络来支持她的情感。

    “这里（联合国妇女中心）不仅使我能够养活我的孩子，它已经成为我的避难所。这里有许多与我同龄的女性，她们也在克服类似的情况，我们成了彼此的支持和朋友。”玛哈说，“我希望我的女儿们从我的经历中得到启发，看看我作为一个女人可以走多远。”

    “现在，我人生中第一次可以说某件事是我的”

    ——卡蒂·贾马拉，巴基斯坦

    务农是卡蒂·贾马拉的全部。她从小就开始和父亲一起在田间劳作，13岁结婚，继续和丈夫务农。当她的丈夫去世时，留下了八个孩子，并且没有正式的权利获得作物及土地。她和其他1千多名无地女农民通过租赁协议获得了土地租赁权。

    “拥有合法获得的土地和居住的地方，并获得一部分作物，这是不可想象的。”卡蒂·贾马拉说，“现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说有些东西是我的。这片土地上的作物，它们是我的——这份协议是这么说的。我是这片土地上的女王！”

    “至少我孩子这一代不要受相同的苦”

    ——纳德格，多哥

    在多哥南部一个村庄，失去丈夫的纳德格曾被迫按习俗在一个仪式上接受一个男人，并在此后与世隔绝地生活。虽然多哥法律赋予妇女拒绝这些有害习俗的权利，但在大多数部落和农村社区，折磨人的仪式仍然存在。这些仪式剥夺了寡妇的所有遗产，使她们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

    在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信托基金的支持下，纳德格大声疾呼反对这种做法。“至少我孩子这一代不要受相同的苦。对待寡妇的这种行为，我对我的敌人都做不到。”纳德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