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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涉个人幸福、家庭和谐、社会进步的家庭建设相关议题至关重要。近日，2022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家庭社会学分论坛“新发展阶段背景下的中国婚姻与家庭”召开。来自3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围绕“婚姻建立与离婚风险”“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家庭育儿与家庭照料”“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资源与健康”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 唐美玲 吴文倩 李春雨

    经过几十年积累，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关涉个人幸福、家庭和谐、社会进步的家庭建设相关议题至关重要。近日，由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和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学会2022年学术年会家庭社会学分论坛“新发展阶段背景下的中国婚姻与家庭”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3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分享了研究成果，17位评议人提出了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230多位学者在线参与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婚姻建立与离婚风险、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家庭育儿与家庭照料，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资源与健康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婚姻建立与家庭观念

    婚姻是家庭建立的基础，研究者关注了婚姻匹配模式和变迁、婚姻稳定性及单身群体和家庭观念。

    南京大学许琪从教育、职业和收入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夫妇的婚姻匹配模式，发现在教育性别差异发生逆转之后，中国夫妇在教育方面的婚姻匹配模式也发生了性别逆转，但在职业和收入两个方面，男高女低的传统婚配模式依然存在。北京大学董浩分析了中国教育婚姻匹配的百年变迁，发现夫妻双方的教育婚姻匹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经济因素是婚姻匹配达成的重要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胡静凝分析了县域婚姻市场中的相亲实践，发现在城市情境和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农村青年的相亲约会与物质消费挂钩，县城里的婚房是农村男性参与婚姻市场角逐的基本砝码。清华大学左一曼和孙凤关注的拆迁型赘婚亦是基于经济收益与代价的理性选择，一方面法律上承认赘婿有权利享有征地补偿的征地拆迁政策成为赘婚流行的动力；另一方面，这种目的性强、择偶周期短、择偶范围局限的赘婚往往隐藏更多家庭矛盾，如财产分布不均导致入赘婚姻破裂，入赘男被迫净身出户等。

    单身群体和家庭观念也是学者们的关注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许宇童、吴蕙羽和田丰认为母胎单身青年是基于现实认知和权衡作出的理性决定，对打破单身生活平衡、无法达致恋爱婚姻关系平衡的担忧和恐惧是其最终选择保持现有单身状态的重要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刘诗雯和张央发现农村父亲在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参与使得儿童性别观念显著趋向传统化，且显著影响小学儿童及男童性别的观念。北京大学肖志文和周彦青指出人口流动在消减权威型孝道观的同时，也维系了互惠型孝道观念的延续。其中，对权威型孝道的削弱在选择性的流动路径以及教育差距与价值分化更强的流动情境中更为显著。

    生育与家庭照料

    随着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青年学者较为关注影响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育儿和家庭照料等问题。

    纽约州立大学杜世超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大学教育对年轻世代生育计划的影响，提出教育资源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是过程性的，随着学生年级的增长而增加。东南大学潘宸越和龙书芹的研究发现，“夫妻双独”家庭中的女性生育意愿最低，“夫妻双非”家庭中的女性生育意愿居中，“妻子单独”家庭中的女性生育意愿最高，“丈夫单独”对妻子的生育意愿不存在显著影响。

    上海大学陈佳、孙茜和周晓辰探究了三代关系与儿童学业社会化中的育儿参与，发现父辈和祖辈对于三代关系积极的看法与他们自身在儿童学业社会化中的育儿参与呈正相关。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段岩娜发现在教育竞争加剧和阶层流动性减弱的社会结构背景下，中产阶层家庭密集型育儿的教养逻辑主要是基于延续或提升阶层地位、阶层教养文化推动以及家庭的资源、约束及教养价值观的推动。华南师范大学冉若阳和黄丹通过分析城市女性自身、家庭和社会层面交织下的母职话语的主体性叙述，解读了当代城市女性的母职重塑与主体性经验。中国人民大学李伟玉认为科学育儿观念在医疗机构与市场化教育机构共同作用下被建构出来，家长的意愿与判断能力都会影响科学育儿实践。

    与会学者还关注家庭育儿中的亲属关系。上海大学纪莺莺和阮文雅探究了城市新移民家庭隔代抚育中的代际关系，发现两代人对于儿童理想人格的分歧是代际育儿冲突的根源。一方面，祖父母和年轻父母之间发生了基于现代化“人格自主”理想育儿技术与知识的断裂；另一方面，祖父母和年轻父母仍然秉持“亲子同一”的核心信念，并依靠这一点在两代人之间达成深层的包容乃至理解。

    关于家庭照料问题，与会者主要从以下侧面切入。云南农业大学秦庆分析了留守子女在家庭中的照顾功能、角色以及他们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情况。北京师范大学窦媛认为家庭围绕老人和儿童形成了边缘与中心的照顾格局，表现为流动与捆绑的责任关系、底线付出与无限投入的资源分配，发展了“恩往下流”的共识性认识。

    厦门大学徐延辉和谢梦帆探讨了性别观念对女性职业地位上升的影响，发现性别观念越趋向现代化，女性职业晋升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厦门大学谷婧的研究发现，母职身份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重要因素，生育多个孩子的女性母职惩罚效应显著且严重；家庭庇护对不同子女数女性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

    家庭权力、家庭资源与健康

    家庭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家庭健康的相处模式对家庭功能的发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贾豪杰考察了成年夫妻中女性家庭权力对家庭代际资源分配的影响机制，发现女性更倾向于将家庭资源分配给夫妻双方最大的公共物品——子女，而父系家长的养老资源受到严重挤压。

    郑州大学苏运勋在苏南地区的调查中发现，以“不嫁不娶”、双边继承和赡养等为表现形式的双系实践日益普遍，在这种双系代际权力格局之下，年轻夫妇可以维持中产阶级生活，并从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好地处理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关系。上海大学王雨琪对家务分工模式进行了分类并分析其形成原因，认为合作型和男主型的形成源于个体性脱嵌，甩手型的形成源于家庭性脱嵌，作为全脱嵌的男主型及甩手型暗示了中国代际关系的回潮，表现为一种重嵌。

    家庭重要成员的缺位对于留守儿童的个体发展、精神健康有负性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汪立坤和叶锦涛分析了父母外出对于留守男孩和留守女孩的认知能力与心理健康的影响，发现父母外出仅对留守女孩的认知能力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在心理健康上，无论男孩女孩，父母外出都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隔代照料对父母外出起到了调节作用。四川大学蒋靖雯就女性童年期的家庭暴力经历对成年后抑郁倾向产生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童年期的家暴经历对成年后的抑郁倾向存在相当显著的正向影响。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