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实习生 黄烯橦
你一定陪过家人看病、陪过朋友看病，但你听说过陪陌生人看病吗？
淘宝平台上一条名为“杭州陪诊”的链接上这样介绍：“陪诊师信息：男，‘90后’，耐心、热心，熟悉各大医院诊疗服务流程。详情私聊。”该商品标价60元，月销45件。同样是在淘宝平台，在另一条名为“北京陪诊”的链接上，价格为240至460元，月销77件，57条评论中没有一条差评。
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独居人口上升等社会变化催生一批专门陪人看病的“职业陪诊员”，服务内容包括代替挂号、排队、取药、取片、打印病历、邮寄药品、办理出入院等。然而由于缺乏行业制度规范和准入标准，职业陪诊员还有待专业化。
职业陪诊员“能帮大忙”
张伟曾从事医疗器械行业工作，观察到不同类型患者的细致需求，他开始关注陪诊业务并尝试自己接单陪诊。2014年，张伟创办了绿医诚仁（北京）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为患者提供陪诊服务。目前仅在北京，公司月均问询量达500次，真实出单在300单以上。
令张伟印象最深的一次陪诊是这样的。李女士为其母亲挂了北京一所医院的主任门诊，张伟为其提供陪诊服务，面对李女士的各种提问，张伟耐心解答，从行程规划、就医流程，到嘱咐带齐资料、出发前进行检查，张伟都细心地提醒。
由于第一次来京就医，李女士因操作不当，将挂号选项错选成北京医保。为了不耽误就医，张伟跑前跑后，联系医院有关部门解决了问题。在充分沟通后，李女士放心将母亲托付给了他。从陪患者面诊、检查、取报告，到返回诊室获得诊疗方案全程服务，“本来患者和家属以为要在北京住几天才能完成就医，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可以订票回家，省了时间又省钱。”张伟说。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老年群体、残障人士、独身青年、孕妇宝妈、外地就医人员等是陪诊员的主要服务对象。
单身女性小黄曾在半夜不小心摔伤骨折，不好意思麻烦朋友的她强忍疼痛独自去医院。“当时如果有陪诊App能够一键下单，收费透明合理，合约保护双方，哪怕半夜价格高，我都愿意支付。”小黄说。
今年年初，陈先生的父亲在养老院突发疾病亟须就诊，工作繁忙的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一家陪诊平台。对他来说，那是一次很满意的就诊体验，下次还会选择。
7月初，家住北京的李女士母亲突发眼疾，这让独自在家照顾孩子的她犯了难，“没想到在陪诊员的陪同下做检查既省心又省力，老人很满意。”她告诉记者。
“如果子女都在外地，很多老人到大医院就诊真的容易摸不着北，特别是办理住院时，流程确实有些繁杂。”职业陪诊员小彦告诉记者，“特别是到外地就诊更麻烦，很多人因人生地不熟，愿意花钱找陪诊，对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不过，这种情况更多集中在发达地区。一名基层医生告诉记者，据她观察，一些小城市基本没有陪诊需求，“小城市生活节奏慢，家属基本抽得出时间陪家人看病，一些地方医院看病拿药的流程也相对简便。”
职业陪诊“山高海阔”，但也“鱼龙混杂”
从业7年来，对于职业陪诊的发展现状，张伟用八个字概括：“山高海阔，鱼龙混杂。”他认为，职业陪诊的市场非常广阔。“看病难、医疗资源紧张、社会职工工作压力增强，都是病患需要职业陪诊的体现，凸显了精准医疗和分级诊疗的潜在市场及价值。”
看病流程复杂烦琐，不熟悉医院布局，医院太大、跑上跑下过于耗时，问诊、做检查、缴费拿药等环节总要排长龙，异地就医成本高……“看病难”三个字背后有太多难处，患者或家属不由地把目光投向陪诊业务，请人指路和跑腿，省时省力或许还能省钱。
“如果是一般的挂号开药、扫码排队等，老年人比较容易学会，但涉及检查、取检查单等对老年人就不太友好。”一位网友分享“看病难”体验，“很多检查项目排队时间长，有些医生不爱交流，检查流程也不说清，让老人十分为难”。
“老龄化、低生育社会问题开始凸显，孤独就诊是普遍的社会问题。”海南博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之东说。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指出，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2021年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我国31个省份中，有30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均超过7%，其中12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4%。2022年1月，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二孩政策已取得成效，三孩政策效果也将逐步显现。
“我国空巢老人数量达1.18亿，残疾人数量超过8000万，再加上独自在外打拼的中青年、带娃就医的宝妈、异地就医的急重症患者等群体，至少3亿人需要陪诊，陪诊行业未来大有前景。”邓之东预估。
然而，职业陪诊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张伟表示，由于目前入行门槛低，不需要专业资质或专业技术，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规范的市场环境也没有形成。
采访中记者发现，有不少人质疑、担心陪诊员的资质问题，担心遇上“医托”或患者的隐私遭泄露。上海的李女士曾在家中突发高烧抽搐，由于当时与爱人两地分居，她只能强撑着独自打车去医院就诊，回想那次经历，她说：“如果可以找陪诊员，我一定会下单，但必须是具有临床医学、药学、检验学、护理等专业背景的从业者，即了解医院诊疗的流程和逻辑，也能帮助患者纾解情绪、安抚心态。”
也有人面对众多陪诊服务平台不知该如何选择，或者担心当陪诊过程中出现突发意外，陪诊员不能很好应对，陪诊中出现意外事故或安全问题，责任该如何划分，这也是陪诊员面临的风险所在。有律师表示，在陪诊行业没有正式规范和受监管之前，建议就诊人员在正式接受陪诊服务之前，应当与陪诊员以书面形式确定陪诊服务的内容，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导致损害各方应如何承担责任等。
对于这一状况，张伟也做了尝试。“不管是单独的客户，还是合作的陪诊公司或者陪诊团队，我们都会以书面合同的形式，约定好双方的权力和义务，从而保障公司全部相关业务环节，都有法可依、有法保障。”
陪诊服务当何去何从
2020年，“社群健康助理员”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写入职业分类，指运用卫生健康及互联网知识技能，从事社群健康档案管理、宣教培训、就诊、保健咨询、代理、陪护及公共卫生事件事务处理的人员。不少陪诊从业者认为，这让陪诊服务有了官方认可。
虽然社会对陪诊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但对于陪诊员如何走向职业道路，有着不同的声音和建议。
北京恒都（杭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舒军认为，从长远来看，陪诊不适合作为一个营利性职业存在，陪诊服务应该由医院提供。
舒军并不否认一些人群确实需要陪诊服务。“不熟悉医院的人一时半会搞不清挂号机、科室门诊在哪儿，医院智能机器的操作可能需要有人指导。特别是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老年人，难以看清显示屏上的文字或是听不清科室的叫号，陪诊服务的出现能为他们带来许多便利。”
但是，在他看来，患者进入医院之前需要的是“保姆型服务”，服务内容主要是将患者从家送到医院，而很多网约车公司也有这样的服务。进入医院之后，患者需要的是医疗服务，这就涉及医院的服务功能是否齐全的问题。“不是说开药方、做手术才叫医疗服务，咨询引导也算医疗服务。”
舒军还提出疑问：“职业陪诊，应该是由卫健委还是民政部门来规范呢？”他担心的是，目前职业陪诊尚没有部门进行规范和管理，一旦乱象滋生，行业可能一时得不到有效治理。
“从专业性上说，不同患者选择不同科室就医，一些陪诊员的能力可能不足以帮助患者与医生沟通。况且，陪诊员的专业性由谁来把关？”舒军认为，从法律性质上看，陪诊服务属于护理服务而非医疗服务，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相对更有优势，但职业陪诊并不能提供医生或医院所该提供的医疗服务。
“陪诊服务其实早已存在，是护理服务法律关系中的一项内容，患者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舒军认为，一个职业牵涉到主管部门、专业知识、收费问题、利益链管控，陪护和陪诊确实需要，但应由医院设置陪诊岗位，而非将其剥离开来，“医院应该提供更规范、更全面的服务才对”。
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孟立联则表示，陪诊服务的兴起有其合理性，有利于缓解医患关系，但其前景究竟如何还有待观察，特别是行业乱象不容忽视。“一方面，职业陪诊没有规模就不可能具有市场效应。是否形成一定规模，不能只看老龄化、异地就医等因素，医疗流程的优化或许会降低对陪诊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数字诊疗技术、家庭病床、社区医疗服务的发展，可能会减少陪诊服务的需求。”针对目前的职业陪诊现象，孟立联建议，规范重点应放在保护就医者的利益上，防止陪诊员以陪诊的名义侵害就医者。
邓之东认为，职业陪诊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准入门槛、服务流程、服务质量、争议解决等尚未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下一步相关部门应着手制定行业制度规范和准入标准，让陪诊真正成为新职业，服务于更多有需要的病患和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