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储朝晖
二十大报告重申“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使多年来在各地积极推进并写进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得到进一步重视。
“家校社协同育人”这一提法，近些年使用的频率很高，反映出它成为当下破解众多教育难题、提升教育品质的突破口。但不少人对它的理解还过于笼统、肤浅，在不少地方推进过程中或流于口号，或依然存在重重困难。如何深度、有效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为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校社环境，助力未成年人成才，仍然是待解的难题。
实际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有：首先，三方对协同育人的意愿强弱不同，常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其次，在具体的教育对象身上，协同的目标和内容上难以达成一致，家长的期望与学校的努力方向夹角太大，难以有效形成显著的合力；再次，怎样形成一个可以对具体的学生适用的家校社育人方案，在这三方中通常组织协调能力较强的学校也无能为力、无计可施；难度更高的是建立机制，不少学校和机构只能一学期开展一次有家长和社区成员参与活动，难以形成常态的机制。
更有效解决家校社在育人上有效协同的问题，须得承认家庭、学校、社会或社区是三种不同质的社会组织存在，它们的性质、功能、结构、目标都存在差异，能够协同的基础是三方都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根据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物理学教授哈肯提出的协同理论：强调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不同组织或者个体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在过程上协调一致就能产生“1+1>2”的协同效应。
因此，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学生个案上，实现协同的认识基础是他所处的家校社三方都认识到协同能够比不协同获得更好的收效和收益，因此自觉自愿地寻求与另外两方协同。只要其中一方，比如家庭或社区没有对此的充足认识，没有真诚的意愿就很难实现协同。现实中常遇到的情况是家庭认识不到位，社区或社会的主体泛化，以为与自身的切身利益相关度低而不愿参与协同。为此，需要提高家庭认识，消除短视化、功利化观念，同时，改进社区的管理与评价才能奏效。
从系统视角看，教育系统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亚系统，其内部又有许多有外在关联的子系统，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而是各自有各自的主体与边界的交叠关系。实现协同需要时间、空间、事件三要素同框，客观上在每个学生学习生活中必然存在上述三要素的同框，当三方未主观意识到的时候就难以产生有意义的教育效能。为此，提高家庭、学校、社区在育人上的有意交往，消除陌生人效应，才有利于家校社协同育人。
从协同过程上看，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协同就是家校社共育，家庭、学校、社会三者相对独立，有各自的责任与权利，需要在相互平等、尊重、关怀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协同。协同的方式不是统一行动听指挥，统一行动听指挥是在单一组织体系内的运行方式，不适合于三方协同，也不能简单搬用到协同。协同学理论为三方协同育人提供了如何形成合力、保持动力、及时反馈、保障到位等问题的理论参考与指导。因此，不能指望一道行政指令就实现协同。事实上，不少地方协同未能有效实现正是由于不少人行为方式未能转换，以为行政指令发出了就可以，不再继续向前推进了，使得文件成为未能有效实施的空文，家校社未能真正在育人上协同起来。
那么，协同的动力从何而来？来自每个个体内心爱的自然发挥和希望得到爱的需要。英国学者麦克菲尔基于人的爱的特性提出关怀理论，认为爱与被爱是人的基本需要，帮人满足这一需要是教育的首要职责。进而提出以体谅为核心组织教育，帮助对象摆脱恐惧与怀疑，以培养学生给予和接受能力为中心，不仅要传授道德规则，更要培养态度，引导行为，提高解决问题能力。因此，家校社协同育人不能止于行政政策与法规的推动，而需要回归到发挥和满足人的内在天性需求。让每个人爱的天性得到自然滋长，就能够实现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意识境界；如果一部分人的爱未得到自然发育成长，即便安排了任务，提出了要求，也未必能在这样的人群中实现协同育人。而在一个天性的爱得到充分成长、发挥与满足的人群中，即便没有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外部要求，也能达到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境界。
在需要努力推进才能实现协同育人的人群中，关怀仍然是推进工作的出发点和方式、目标，并能切合人的基本需要。关怀理论的另一位倡导者尼尔诺丁斯认为：关怀是美德更是关系，平等互惠，需要建立、维持和增强。有了充足的关怀，甚至不需要有形的组织和机制，也能实现协同育人。
由此可见，深度有效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不能仅仅依靠或停留于重视与强调，而需要洞悉其内在的理论、规律，深入了解当下的实际问题与障碍，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寻找灵活多样的解决问题方案。具体的方案由具体的三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政府和相关机构注重创设良好的条件和氛围。其中必备的条件：一是师生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家长与社区机构人员之间平等交流，相互尊重，消除等级观念；二是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互补；三是及时形成基于具体学生个体的共同成长目标，通过榜样、对话、实践、认可达到教育效果。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