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这个呼啸着青春波涛的名字，便在沉闷的中国响亮起来。

    ■ 李木生

    木心说，“鲁迅的文学，无疑是‘五四’以来第一人”，他是在说一个新时代里的青春的鲁迅。

    “五四”时代，是中国从未有过的变革与向上的时代，让一个古老且又重疴缠身的国度，突然注入青春的因子，而鲁迅正是这个时代的一面青春的旗帜。从1907年《摩罗诗力说》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到1936年9月5日写下《死》，预想着翻译、创作、出书的“但要赶快做”——无不贯穿着青春的主脉：创造。从1918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起，到1936年10月17日去世前两天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止，共18年的写作时间。18年间，他平均每年写作、翻译达35余万字。

    《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陈独秀在发刊词中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并号召青年们自主、进步、进取，向世界打开胸怀。鲁迅的“听将令”，这个“将”，有胡适，当然更有陈独秀。这个曾在北京的绍兴会馆抄录古籍的嵇康的后来者，正以青春的活力，在《新青年》，更在封闭与沉溺的土地上，开始了孕育年轻中国的耕犁与播种。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这个呼啸着青春波涛的名字，便在沉闷的中国响亮起来。“一发而不可收”之后，又先后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出50多篇作品，包括《孔乙己》《药》《故乡》等5篇小说，《生命的路》等随感录27篇，《梦》等新诗6首，译文3篇，通信1篇，更有《我之节烈观》《我们怎样做父亲》等堪称经典的杂文。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的《我们怎样做父亲》，就在“救救孩子”的呐喊之后，进一步提出了“解放”孩子们的路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扛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鲁迅的一生，有过“救救孩子”的呐喊与“解放”孩子的呼吁，但更多的，是行动，是在开垦可以诞生新青年的土地，并与青年们结下了终生之缘。检索《鲁迅日记》，可知在和鲁迅有过交往的1900多人中，竟有七成以上是青年。荐文，校稿，抄写，寄书，谈话，买药，讲演，授课，营救，开药方，介绍工作以至为学生捆束出发的行囊，在他劳动的一生中，有一半的光阴是为青年们“打杂”费去的。他可以为了给一个不知名的青年打抱不平，宁可得罪一家大出版社和多年的老朋友；他可以对恩将仇报的青年，隐忍并吞咽下委屈，不予回击，并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给以公正的肯定；他可以用自己的手稿包油条当手纸，却珍藏着青年们幼稚的木刻作品到死；他可以为青年看稿校对累得吐血全然不顾，却会因为一个青年的消瘦而难过。为了青年，他重笔浓墨地写下过传世名篇《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等。他写《柔石小传》，“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由巡捕房经特别法庭移交龙华警备司令部，二月七日晚，被秘密枪决，身中十弹。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在先生1931年8月5日的日记里又这样记着：“夜交柔石遗孤教育费百。”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不准备发表的信中，曾经这样袒露心怀：“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我常常觉得，青春的鲁迅又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从日本、德国、苏俄、匈牙利、美国、荷兰等世界各地，将那些富含着世界新的思想与新的精神的作品，一点点地翻译并出版在中国的读者之前。不仅自己翻译，还带动并鼓励一群翻译者，去“盗火”与“拿来”。打量老版的《鲁迅全集》，就会发现，他的创作与他的翻译，可说是等量齐观。而这些翻译与他的创作一样，都是用他的那支“金不换”的毛笔，蘸着心血，于夜色的浓浓淡淡里一笔一画地写就。在鲁迅的译作中，果戈理的《死魂灵》是最难又最耗费心血的一部书，从1935年2月15日至10月17日，才译完了第一部。从他致黄源的信中可见翻译之难：“西谛要我译东西，没有细想，把《死魂灵》说定了，不料译起来却很难，花了十多天工夫，才把第一二章译完，不过二万字，却弄得一身大汗，恐怕也还是出力不讨好。此后每月一章，非吃大半年苦不可，我看每一章一万余字，总得花十天工夫。”而等到《死魂灵》的第二部于1936年10月16日在《译文》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出来，仅3天后，鲁迅就离开了这个世间。

    用“青春”二字形容鲁迅，是因为在我们所处的当下，在当代的中国，他那犀利的目光依然犀利异常，他那蕴藏着巨大之爱的心，依然春天般地散发着光和热。“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评价，并没有过时。

    “青春”的鲁迅，正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