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冀中一日》，我们又仿佛在字里行间听到了“如丝竹吟讴”的刻字声……
■ 侯军
（一）
“去年九、十月间，我住在冀中二分区文建会，等候过平汉路……路却没得过成。后来，王隽闻同志（即王林）约我帮忙编《冀中一日》。”这段自述，出自孙犁先生为《区村和连队文学写作课本》油印本写的后记，时间是1942年1月12日，地点是在冀中南郝村。这是我所能查到的孙犁先生自述参加《冀中一日》编辑工作的最早记录。
可见，孙犁先生参与《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完全是因故滞留冀中，却被“截留”请去帮忙的。
何为《冀中一日》？需要略加介绍：《冀中一日》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冀中区举办的一次大型的民众参与的征文活动。这种征文形式也可以说是当时文坛颇为时兴的一项文化活动类型——此前，高尔基曾发起组织了“世界一日”，茅盾曾发起组织了“中国一日”。于是，冀中区也发起了《冀中一日》。“冀中一日”的时间节点定为1941年5月27日，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是策划者特意挑选的“寻常时点”，为的是不带任何纪念指向和特殊意义，忠实记录普通人的普通一天，汇集起来恰恰是当时冀中军民战斗生活的一个真实横断面。
当时，边区的领导者要求动员全区的党政军民各界人士全都拿起笔来，记录自己这一天亲历亲闻的实况。如果说，“世界一日”和“中国一日”的参与者，主要还是有一定写作经验的知识人士，那么“冀中一日”的参与者则更多的是基层干部及普通民众。“当时也是采取的能动笔的动笔，不能动笔的请人代笔的办法。不少老大爷、老大娘和很多不识字的人，也都参加了这一群众性写作运动。于是各地送往‘冀中一日’总编室的稿件，要用麻袋装，用大车拉。这一下子可真不得了，打起游击来，还得保护这些稿件。当然人们也抱定了宁使自己流血，决不能使稿子受到损失的决心……”
如今，和平时期的写作者，实在想象不出当年《冀中一日》的作者和编者们，是在何等艰苦的状态下，写出了这些真实的记录。
（二）
按照事先对征文稿件的编辑纲要，《冀中一日》全书分为四辑：“第一辑名为《罪与仇》（敌占区近敌区情形），第二辑名为《铁的子弟兵》（三纵队及地区游击队作战、生活情形），第三辑名为《独立、自由、幸福》（政权建设），第四辑名为《战斗的人民》（群众参展、进步生活情形）。”
孙犁先生说：“《冀中一日》工作布置时，笔者未知其详。”这也验证了他这个“志愿军”是在中途参与进来的。那么，孙犁先生对当时参与“冀中一日”前后的情形是如何记述的呢？在《文艺学习·前记》中，他写道——
当时我在山地工作，这年秋季回到冀中，我的母亲告诉我，她参加了一个由区干部召集的群众大会，在会上动员人们做文章，那个区干部并且举出我的一篇小文章，念给大家听。因此，我的母亲对那一次大会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在冀中人民的生活里，充满新生新鲜的热情，人民对一切进步现象，寄托无限的热爱和拥护，这种战斗的新生的气质，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冀中区组织了《冀中一日》编纂委员会，王林同志是主任，他留我参加了这一工作。从秋天开始，我们在滹沱河边的杨各庄和南北郝村，安了一个伙食单位，调来一批刻写人员，工作起来。
那是一段值得回忆的日子。
……
这是冀中全体人民给自己的战斗和成果写下的第一次记录，是人民新生后集体的写照。
《冀中一日》编好以后，初版印出单行本四册。不过只油印了200部，本意是先送给各有关单位审核修改，将来再出铅印本。谁知，刚刚送交出去，还没来得及回收审订修改的意见，震惊中外的 “五一大扫荡”就开始了，日寇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让抗日根据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墨香尚未散去的《冀中一日》油印本也几乎荡然无存。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正式出版这部著作，曾经大费周折，连续登报寻稿，先是征集到前两集，于1959年1月出版，作为《冀中一日》（上册）；此后又花费数年时间，遍寻河北各地当事人，最后才在一位名叫周岐的“钢板战士”那里，找到一部完整无损的全本，1963年2月才将《冀中一日》（下册）出版。至此，这部饱经战火和岁月磨砺的、命运多舛的特殊纪实文学，才算重获新生。
倘若以初版油印200本来计算，这二百分之一的保存概率，着实彰显出这部凝结着冀中军民鲜血和心智的著作的无比珍贵性——因为这些文章的作者和编者中，已经“有很多同志把血洒在冀中平原上了”。（孙犁语）
（三）
几位参与策划编辑《冀中一日》的当事者，都一再提到“钢板战士”，对他们的创造性劳动赞不绝口。李英儒写道：“提到付印，立即想到刻写印刷的同志，他们是工作越多越紧张就越感到高兴，几杆铁笔齐挥，铁画银钩，一泻千里。侧耳听去，既像机器作响，又如丝竹吟讴。付印时刻到了，油滚子在他们手中翩翩跳舞，带着香气的印刷品像长着翅膀的鸽子从魔术家的宝囊里蝉联飞出来。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冀中一日’不能那么快速地制成成品。”
孙犁在谈到自己的《区村和连队文学写作课本》时也赞扬当时负责刻写印刷的“钢板战士”：“这本小书的印刷，简直是一个奇迹，那种工秀整齐的钢板字，我认为是书法艺术的珍品，每个字的每一笔画都是勾勒三次才成功的。一张蜡纸印一千份，保证清楚没点染，也是经过印刷同志们苦心研究的。”
这些大作家都不惜以诗一样的语言来赞誉这些刻印该书的“钢板战士”，足见在当年艰苦的战争年代，刻制印刷对于书籍的编纂和传播是何等重要。
油印时代，似乎距离今天已十分遥远，后人在便捷地阅读这些文字时，很容易忽略当年的刻印环节。只有当事者才会对“钢板战士”们念念不忘。重读《冀中一日》，我们又仿佛在字里行间听到了“如丝竹吟讴”的刻字声。
（四）
《冀中一日》编完后，孙犁利用编辑过程中积累的鲜活素材和切身体会，写成了一本专供区村和连队文学爱好者学习写作的课本，即后来多次再版、影响深远的《文艺学习》。
依照现有的时间记载，从年底《冀中一日》告竣到孙犁翌年1月12日写出本书的后记，满打满算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孙犁竟然把一本11万字的书写出来了。这不禁令人惊叹他的写作速度和质量水平。
这本《文艺学习》的最大特色，就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孙犁所运用的素材和例证，均出自《冀中一日》的写作实践中，尤其难得的是，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落选”的文字，也在这本书中以典型案例的形式，得以部分的保存。孙犁对这些未能入选的稿件，同样予以关注。尤其是在经历了“大扫荡”之后，这些出自民众之手的文字，尽管有些瑕疵，同样弥足珍贵——孙犁写道：“书中所引的一些断片文字，包括当时的一些未用稿，在真实而生动地反映抗战时期，冀中人民所进行的战斗和经历的苦难方面，现在看来不是更值得珍贵了吗？其中所表现的火花一样的激情，不是仍然在我的眼前闪烁，并能扩而大之，对我的思想感情起着鼓舞砥砺的作用吗？”
在孙犁看来，“这小书不是创作方法。这本小书只是记下了：我经历了冀中区那一时期的生活，和编辑了反映这种生活的《冀中一日》以后，我对文学——生活，或者说是人民——文学之间的血肉关联的一时的认识罢了。这本小书实际上是对这一时期冀中人民生活进展的赞歌，它保存我那一时期的激情。现在看来，我在其间叙述的冀中现实和引录的一些短稿，都保留着这种热烈新鲜的气息……”
这段话写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天津，是孙犁对过往艰辛的战斗生活的回望，也是他作为原作者收捡残存的昔年文稿的心语。
（五）
追忆这次曾经在冀中大地上万民参与、轰轰烈烈的文学创作，重读这些已经泛黄的书页，梳理这些散落在时间深处的断简残篇，时常感到一种时空的错位，好像我们也重返当年的风云世事中。
82年，岁月尘封，人事代谢。冀中大地，早已发生了沧桑巨变。然而，在这片曾经被血与火洗礼的热土上，曾经充满战斗激情，曾经诞生激扬文字，曾经留下过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在我的少年时期，曾读过那么多精彩的抗日小说，《风云初记》《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曾看过那么多难忘的抗日电影，《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鸡毛信》《地道战》《狼牙山五壮士》……不都是出自燕赵大地吗？写的不都是晋察冀边区的抗日题材吗？这么多精彩的文学作品集中涌现绝非偶然，或许都与70年前的那次全民参与的文学启蒙运动息息相关，或许，这些日后的名作家名编剧名导演，最早都是在“冀中一日”的写作运动中种下最初的文学籽种，并由此萌芽和成长，逐步长成栋梁之才的——或许，这只是我一个外行人兼外地人的主观臆想，但这个臆想并非空穴来风，是否值得河北的文学史家们再做一番深入研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