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实习生 姚敏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现代化建设发展和人的全面高质量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我国现代化发展需要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中实现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2023年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强调要“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
我国人口发展面临哪些新变化、新趋势？应如何看待、如何应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宋月萍教授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主任杨凡副教授。
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变化、新趋势
杨凡认为，当前我国人口正在经历历史性转变，主要体现在：少子化、生育水平低、持续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稳步提升的人力资本水平、高度活跃的人口迁移流动……这些人口国情的转变是人口规律持续作用的结果，也符合世界发达国家的共同规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在长期低生育率影响下累积的负增长惯性逐步释放，引致人口规模缩减、人口结构老化，但也伴随着人口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和流动水平的提升。
宋月萍认为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变化和新趋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快速老龄化。我国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近些年我国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增快。快速老龄化背后有历史性因素，现在进入老龄的60岁以上的人，刚好是20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第二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群，现在他们进入老龄阶段，相应的老年群体规模会急剧增加。当然，快速老龄化背后最关键的因素是少子化，这也是我们人口发展的一个新变化和新趋势。
第二，长期少子化。少子化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长久的，而长期少子化的影响更为巨大，这一问题值得警醒。“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是1.3。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去思考中国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现在最主要要做的是防止生育率进一步下降，也是目前政策层面需要应对的一个主要问题。
第三，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未来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口规模会进一步缩减，这与城镇化的速度、人口流动有很大的关系。这会进一步加剧城乡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趋势，因为随着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大量的资源也会涌向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为留在农村的人口提供均衡化、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资源。
第四，流动人口的新需求。我们从“七普”数据中也可以看到，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十分庞大，不考虑人户分离的情况，我国目前的流动人口是3.76亿，那疫情放开以后这个数据还会进一步上升。这就意味着流动人口很有可能占到了总人口的20%以上，5个人甚至4个人里边可能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但目前流动人口面临的问题跟前些年有所不同，以前流动人口最关注的是生存问题，比如住房、收入、权益维护等方面。目前流动人口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更多地关注发展。大部分“流二代”面临着城市融合、个人发展等问题。
推动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宋月萍认为，可以从以下三点出发推动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首先是教育。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关键。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根据“七普”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左右，已经超过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九年义务教育时长了。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在规模上正在减少，但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综合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提升受教育水平，大力推进教育强国，将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其次是健康。我们对于健康老龄化的关注度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因为老年人属于消费人口，而当消费人口的消费量减少时，整个社会的支出会减少，这也会减轻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在老龄化问题上，你会发现一个健康的老年人和一个不健康的老年人，他们消耗的社会资源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需要实施“健康老龄化”，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目前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如何构建一个全龄友好、全民健康的社会。
最后是在这样一个移民时代，我们也会考虑引进一些人才，促进我国人口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抓关键领域，促人口高质量发展
宋月萍认为，人口的高质量的发展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础，人民的高品质生活依托于人口的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高质量的人口就是更具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事实上，人口作为一种长期性的、基础性的一个变量，在很长的跨度内、在很大的范围内决定了社会的生产潜力及创新程度。从经济学角度理解高质量，只有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实现高品质生活。
杨凡认为，新形势下实现中国人口的高质量发展，主要可以从几个方面发力。
第一，完善“四梁八柱”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大力提振生育水平。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国内一些地方的探索实践，中国特色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总体可围绕经济、时间、服务和文化建设四个维度展开，从系统性、长链条着眼，融通婚嫁、生育、养育、教育重大生命事件以及就业、税收、住房、养老等重要政策着力点，构建“四梁八柱”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为生育意愿的实现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二，“以质量换数量”，加快提升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本。应当树立“以质量换数量”的新人口发展理念，全面提升新增劳动力质量，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开发的政策环境。
第三，“以空间换时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打破人口迁移流动壁垒，盘活人口这一基础性生产资料，采用以空间换人口规模下降时间的思路，拓宽经济增长的可选择集边界。
第四，“以效率换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口因素是经济发展的生产性要素，同时也是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主体。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提高单位劳动力的有效产出，从量增优势转向提质、优结构势在必行。所以，需要形成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建立起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
关注重点群体，促人口高质量发展
宋月萍认为，我们应重点关注的群体是“一老一小”，或者说是弱势群体。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重要意义。针对“一老一小”的照料主要是在家庭内进行，按照“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可达4.5个，将进一步改善家庭的托育需求。但是，也要考虑到，有相当一部分 0～3 岁孩子的抚养是在家庭内进行的，这就需要在家庭内部的分工上做好安排和平衡。尤其是在二孩、三孩政策背景下，随着生育数量的增加，需要男性更多地参与到儿童养育的全过程中，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支持。同时，也要关注年轻人的婚育态度，因为，这会影响整体的生育率和整体人口的高质量发展。
杨凡认为，对劳动年龄人口，要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实施更加积极、更具效能的就业优先政策，多管齐下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对育龄人群特别是育龄女性，要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流动人口，要破除妨碍人口自由流动的制约因素，打破教育、养老、医疗待遇、住房等方面的差异化壁垒。对老年人口，要建立健全保障服务体系，增进老年人群健康福祉，激发“银发资源”。要高度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凝聚社会共识，整合各方资源，尽快形成适应人口老龄化趋势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