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还有许多像老党员这样的人默默地存在着。她们早已悄悄地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

    ■ 李星涛

    别人喊她老党员，我也喊她老党员。其实，她的名字叫王桂芳。

    老党员，中等的个头，右腿有点瘸。她每走一步，左脚总是先着地，接着身子向后微微一仰，右脚随之向外一旋，划半弯弧线，这才落地站稳。每天早晨，上课的预备铃响过，她就会挑着两个放满12只水瓶的铁筐，一跛一跛地走上楼，然后将水瓶一对一对地放进六个年级组。有同事说：“辛苦了，老党员！”她就一仰头，“嗤啦”笑一声，再挑起两个焊成“田”字形的空铁筐，一跛一跛地下楼去。

    老党员的老家在哪里，没人知道，也很少有人问起过她。听口音，好像是河南商丘一带人。据学校里的老教师说，她原先在本地有过家庭，后来老伴去世了，她又没有子女，便卖了在村里的住宅，住进了校园的门卫室。每日里除了负责看守学校的大门之外，还负责全校教师们的茶水供应工作。

    她在学校烧了30多年茶水，虽然校园外面的村子里就有一口深井，但她偏要到百米外的淮河里去挑。她说，井水太硬，泡茶汤色不浓，河水绵软泡茶滋养人，而且烧茶也没有茶垢。

    每天上课回到办公室，我们端起茶杯，滋润着干渴的喉咙，总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仿佛生活也本该如此。可要是哪天老党员生病住了院，没人送茶，我们才猛地发现，原来她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

    2000年，我们学校实行了四制考核制度。老党员不识字，无法带课，学校只好又给她分配了扫楼道的工作。每天早晨送完茶后，不到7点钟，她就会挑着两桶水，一跛一跛地走上楼来。她常常从四楼开始洒水，每洒完一层楼，都要拿出办公室里的脸盆，用肥皂粉顺着盆壁将水垢抹擦干净，最后再倒进大半盆碧清的水。

    水洒到一楼后，她就放下水桶，再回到四楼开始清扫。她说，采用这种程序扫地，是为了先让水湿润地面，避免扫地时扬起灰尘，呛到学生。等到我们准备上课时，整个楼道已干净得没有一点灰尘。下课归来，我们把手往老党员倒好的清水盆一浸，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感激之情在轻轻地荡漾。

    虽然学校分配给老党员的工作任务是固定的，但她闲不住。校园内有十一个装废纸屑的大圆球，她每天第一节课下课前，就会用根自制的带钩铁条挨个掏干净，用小推车，一趟一趟地运到外面去。

    2002年秋天，学校要将教室东面闲置多年的仓库腾出来，留给一位新分来的老师住。老党员打扫了一天，新分来的老师仍嫌地面不干净。她看了看地面，挑来七八桶水，赤脚站在屋里，一边冲刷，一边清扫。陈年的污垢除不掉，她便用平口锨慢慢铲，再反反复复地用布擦。忙了大半天，地面终于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居然是完整的水泥地面，光滑、明亮。喜得新分来的老师握住老党员的手不放，而老党员只是“嗤啦嗤啦”地笑，笑容就像是一朵经霜的花。

    老党员平时很少说话。冬天，我们经常看见她安静地坐在茶炉旁，捶着左腿。据她说，那里面至今还有几块炮弹片。虽然我们每天都要上下楼十几次。可是，要问起四层教学楼一共有多少级楼梯台阶，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楚。能一口肯定地说出台阶数的是老党员，她说：“整整九十八级。”

    2004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第一节课下课了，老党员没有送茶来，第二节下课的铃声又响了，可是她还没有上楼来送茶。校长派学生去茶房一看，她躺在床上已僵硬了身子。而两个炉子里的火依然旺旺地烧着。她死于何病，最终无从知晓。因她没有子女亲属，只好由学校出面，将其火化，葬于校园后面一片荒地里。

    老党员死后，学校再没有请人烧茶，而是每层楼配个电水箱烧水。同事们都嫌井水硬涩，纷纷念起老党员的好来。又一个冬天来了，我课间时站在楼道，望着她那间落了厚厚一层雪的茶房，不由得双目湿润。要知道，她活着的时候，那茶房屋顶是从来存不住雪的！

    我知道，生活中还有许多像老党员这样的人默默地存在着。她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似乎感觉不到她们的存在。当她们离开的时候，我们才突然意识到生活中少了点什么。其实，她们早已悄悄地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这种迟到的怀念，让我心存愧疚，于是，我仔细查问了一下与老党员有过接触的所有人，但仅仅得到了以下信息：

    王桂芳，女，1937年或者1938年出生，河南商丘或睢阳人，解放战争期间当过支援前线送粮队队长，受过伤，火线入党。1962年秋天逃荒到五河，1964年在临北中学当临时工，1968年转为正式教工，专门负责烧茶送水工作，直到去世。我实在难以搜集到老党员生前辉煌的事迹，只能记录下其生前琐事，以祭奠这位曾给我们送来温暖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