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淑娥
2023年6月21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报告显示日本的综合指数为64.7%，在146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位列第125名。
日本女性参政指数世界排名再创新低
女性的参政水平反映了女性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今年日本的排名较上一年下降9个名次，在七国集团（G7）中排名最低，也是自2006年开始公布以来的最低排名。日本政治领域的性别失衡尤为突出，女性的政治参与度不仅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几乎处于最低水平。
政治参与指数，包含“女性国会议员和阁僚数量、近50年内男性或女性担任政府首脑年限”三项具体指标。日本实行议院内阁制，国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处于政治中心地位，女性国会议员数量是衡量该国女性参政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上述报告中日本女性国会议员指数仅为11.1%，位列世界第131名。根据日本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2023年6月发布的《2023年版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众议院、参议院和统一地方选举中的女性候选人和当选比例一直上升，但总体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在2021年第49届众议院选举中，女性候选人比例为17.7%，低于上一届的17.8%；当选比例为9.7%，与上一届持平。在2022年举行的第26届参议院选举中，女性候选人比例为33.2%，当选比例为27.4%。
从女性议员比例看，众议院显著低于参议院。《日本国宪法》规定，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在对预算、缔约、首相提名和法律草案进行表决时，众议院拥有优先权。在现实政治运作当中，日本参议院多表现为对众议院的有限制衡。参议院女性议员比例不足1/3，而拥有更大政治话语权的众议院女性议员比例甚至不足1/10，日本女性参与国政水平具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在女性阁僚数量方面，日本的指数为9%，位列第128名。日本国家公务员分为一般和特殊两类，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在内的全体阁僚、人事官、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等行政权力中心的各类官员等属于特殊公务员。内阁阁僚数量通常在16名以内，根据需要最多可增设3名。自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诞生了日本史上第一位女性阁僚厚生劳动大臣中山雅以来，60多年间历届内阁中的女性成员以2至3人居多。2000年小泉纯一郎内阁出现了田中真纪子等5名女性阁僚，而这一纪录至今尚未被打破。
日本女性参政水平不能满足时代需求
日本女性参政起步晚，而且进展缓慢。1900年制定的《治安警察法》规定禁止女子同未成年人参与或发起政治集会。二战后美国驻日盟军对日本实施民主改造，女性解放是五大政策目标之一。在此背景下，1945年11月2日《治安警察法》被废除，女性结社权得到承认。同年12月17日日本颁布了修订后的《众议院选举法》，赋予女性参与国政的权利。1946年日本举行战后首届众议院大选，女性首次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约有1380万名女性首次参与选举投票，共有39名女性当选，当选比例为8.4%。
二十世纪下半叶女性运动成为世界潮流，197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并在1982年成立了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公约要求缔约国在家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体育等所有领域采取措施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为此，日本制定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1985），修订了《国籍法》（1984），于1985年正式加入了该公约。后来，日本又在该委员会的建议和意见下，颁布了《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1999）、《促进女性活动法》（2003）等。2018年日本开始实施《政治领域男女共同参与推进法》，旨在鼓励女性参选众议院、参议院和地方议会议员。这些法律为日本女性同等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推动女性参政方面，2001年日本设立的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负责召开“男女共同参与会议”、每5年更新一次《男女共同参与基本计划》以及每年向国会提交《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民间的公益财团法人市川房枝纪念会女性与政治中心、亚洲女性资料中心（AJWRC）、全国女性议员联盟（AFER）等团体开展了演讲集会、筹集资金等活动，政府和民间力量都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
尽管如此，日本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匹配，也与她们在少子老龄化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时代需求不匹配。根据2023年总务省的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为1亿2494万人，女性为64189万人，占51.6%。而且，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少子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怀孕生育自不必说，家庭内部抚养孩子和照看老人的绝大多数工作依然由女性承担，女性参政的前景依旧道阻且长。
日本女性政治参与的三大制约因素
女性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政治文明的体现。2021年众议院选举是《政治领域男女共同参与推进法》实施后的首场大选，女性议员当选比例依然只有9.7%，比1946年8.4%的当选比例只提高了1.3%，70多年来女性参政水平改善成效甚微。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制约因素。
一是选举制度存在根本缺陷。目前日本国会选举实行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并行制度。以政治话语权更大的众议院选举为例，小选举区根据每个都道府县的人口确定选区，选民投票给具体候选人，得票数最高者当选。比例代表选举则将全国划分为11个选区，选民投票给政党，政党根据候选人排名依次确定当选人。因此，只能选1名议员的小选举区，每个政党都会推出胜算最大的候选人，较少承担家庭事务而能全天候投入竞选的男性比女性更具明显优势。另外，自民党长期占据众议院多数，选举中现任候选人往往更有利，在目前男性议员占90.3%的众议院当中，女性议员要取得数量增长并非易事。而且，女性国会议员比例总体持续较低的现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女性阁僚数量只会更低。
二是政治文化中的男性偏好。曾经担任过男女共同参与大臣和3次当选参议院议员的猪口邦子认为，继承政治地盘的女性议员极少，通常是在其他领域取得相当地位后才被政党提名为候选人，女性的价值在日本社会中长期被严重低估。政治地盘和家族名望、政治资金是日本人从政的三大条件。只要被认定是某一政治地盘的继承者，其政治前途便基本有了保障。如在2023年山口4区众议院补选中，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政治地盘的继承者新人吉田真次毫无悬念地顺利当选。近代以来日本长期采用长子继承制，1898年《民法典》颁布，建立了家族制度，确立了户主继承前任户主大部分权利和财产的户主制度，而女户主通常被认为是例外。因此，政治家往往有意识培养家族中的男性作为接班人。尽管二战后日本大幅修改民法，废除了长子继承制，但这种政治文化中的男性偏好依然得以沿袭。像众议院议员野田圣子、小渊优子等，由女性继承家族政治地盘的只是少数现象。
三是社会影响力依然微弱。女性社会影响力通常与经济水平密切相关，日本经济领域缺乏女性领袖，而且男女在就业机会、雇佣方式和薪资待遇方面存在一定差距。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日本迅速兴起的时代。“新自由主义”政策下，日本的非正规就业人口持续增长。《2021年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显示，非正式就业者中女性占54.4%、男性占22.2%，女性的经济地位可见一斑。近代以来男性外出工作、女性守护家庭的性别分工观念，已经通过教育深入日本人心，形成了一种歧视性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女性经济难以自立。日本学者三浦麻理指出，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家族主义相结合，将对母性的重视与对女性的重视混为一谈，在美化了母性的同时也令女性受困于家庭，制约了女性走上社会发挥更大影响力。
日本作为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其女性参政水平大幅落后于其国家经济水平。这也说明经济发展是包括女性参政在内的女性解放的基础，但女性社会参与程度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它还受到该国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传统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日本女性参政要达到其他发达国家水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