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军

    （一）

    天津日报在1979年办了一份内刊：《天津日报通讯》，32开，薄薄的小册子，发表的都是报社同仁的短文，有理论探讨、经验交流，也有策划方案、经验总结……在当时，这份内刊很受大家的重视。曾任《天津日报通讯》编辑的葛瑞娥，为这份内刊曾向孙犁先生约稿，因为葛瑞娥“大着胆子”去找孙犁先生“跨界”约稿，我们才能读到孙犁先生晚年的一篇《通讯六要》。这篇难得的新闻短论——说它难得，是因为孙犁虽然长期在报社任职，却一直是主管文艺副刊，对新闻业务参与不多，也很少发表直接的论述，而这篇《通讯六要》，可以说是彼时他在新闻业务方面的“孤踪独响”。

    于是，在这篇文章的“第五要”中，我们读到了孙犁先生对新闻标题的一段论述，他写道：

    不止文章，就是标题也要讲求新颖。当然，报纸上的通讯标题，常常是编辑加的。有很多标题，长而且笨，成为内容的摘凑，一点意思都没有。

    几十年前，《大公报》有一个标题，直到现在，我还念念不忘。那篇通讯是写“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随国联调查团去东北后的讲话的。它的标题是：“东北之行，伤心惨目”。以上是右上方的引题，下面大字正题为“一字一泪之顾代表谈话”。这个标题，当时大大打动了关心东北沦亡后情况的、广大爱国人士的心。

    从这段精短的论述中，我们看出孙犁先生对新闻标题的一个“美学要求”——“秀颖生发”四字，确实体现出孙犁独特的标题审美观念，值得细细玩味。

    （二）

    大约在《通讯六要》发表11年的1990年，孙犁先生早年的新闻专著《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才被偶然发现，得以重见天日。以下是孙犁早年关于新闻标题的一段论述——

    通讯的标题，我们认为很重要。

    目前，在一般初学通讯的作者中，发生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标题的公式化。许多人都这样标着：“战斗中的……”“燃烧着的……”“斗争中的……”。当然，我们的现实，是在斗争、战斗、燃烧着，反映现实是对的。并且国际有名通讯中，有《燃烧着的马德里》《阿比西尼亚在斗争中》，不过千篇一律是不好的，减弱刺激性，减弱通讯的新鲜性。

    标题，绝对不是不可重复的。高尔基一部《我的童年》，郭沫若也有一部《我的童年》，高尔基有一部《母亲》，丁玲也来一部《母亲》，依然是大方的、有力的标题。不过，你也来“我的童年”，我也来“母亲”，大家都这样标起题来，就没劲了……

    把这段早写而后见的论述，与前面那段新写而后发的论述，做一简单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孙犁先生对于新闻标题，尤其是新闻通讯的标题，是深有研究的。而且，跨越39年，其观点既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也有一些创新和发展。譬如，对优秀标题的借鉴和传承，20世纪40年代时还是较多地引用西方的名篇，而39年后则引用《大公报》的精彩标题，说明的却是同样的论点，即：好标题要做到“简单、有力、新鲜”。早年的专注点只在通讯，而后来的专注点，虽说还是偏重于通讯，而所引述的《大公报》标题，分明是一个消息标题。这显现出论题所涉及的新闻体裁有所扩大。而在我看来，最值得重视的则是孙犁先生的一句结论性论断：“标题是一种艺术”！

    （三）

    新闻标题既是特殊的“艺术品”，也是绝对的“易碎品”。一经见报，拟题者便退隐幕后。读者们在标题的引导下，进入正文阅读，谁都不会再去关心这个标题的作者了。孙犁先生既为编辑，肯定也草拟过不少标题。可是他在战争年代办过的报刊，今已踪迹难寻；即便找到旧报，又如何断定那个标题是出自他的手笔呢？这使我们在当下，若想研究孙犁先生的“标题艺术”，几乎成了“无米之炊”。

    幸好，我找到了一条“别开之蹊径”：在孙犁先生编辑自己著作的过程中，他时常利用这个机会，对原标题进行订正和修改，这不就是“重拟标题”吗？巧的是，我此时“幸遇”两部大部头专著，一本是出版于2012年的《孙犁文集·天津日报珍藏版》，一本是由段华先生编撰的于2022年3月“新鲜出炉”的《孙犁年谱》——这两部书的编者，非常精心地比对了原题与新题，并在书中一一标注出来。

    由此，我们可以间接地窥视到孙犁先生亲自拟题的特色和技巧，了解孙犁先生的“标题艺术”——

    孙犁先生对标题的第一条标准是“简单”。而他对自己文章的“重拟标题”，正是突出体现着“简单”的原则。如原题《忆晋察冀的火热斗争生活——<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在收入《晚华集》时，孙犁改题为《在阜平》（副题未动）；《一篇关于农村婚姻问题的报告》，在编入《孙犁文集》时被改为《婚姻》；一篇署名“编辑室”、由孙犁撰写的启事，原题较长：《为了加强“读者往来”告读者作者》，在收入1950年版《文学短论》时，被改题为《关于“读者往来”》；同类的情况还有一篇未署名的启事，原题为《本报<文艺增刊>将辟“创作经验”专栏，兹摘录其辟栏说明如下》，在编入《澹定集》时，被改为《<文艺增刊＞辟栏说明》……所举数例，皆遵循“简单”的原则，不惟文字更加精练，意思也表达得更加明确。

    “有力”是孙犁为标题设定的第二条标准。一个标题能否“有力”，必须从文章的内容出发，在准确表达其内涵的前提下，增强其力度和响亮度。兹举两例，以见一斑：《吴召儿》的第一个小标题，原为“胜利回头”，在编入《孙犁文集》时，孙犁改为“得胜回头”，一字之易，力度增强；另一篇文章原题为《和青年谈谈文学和创作问题》，显得有些平淡。孙犁在编入《秀露集》时，改为《新年，为＜天津团讯>作》，从句式和音节上，显得更加有力了。

    在孙犁的三条标准中，最微妙也最难把握的是“新鲜”二字。编辑拟题，从来是以新颖别致为追求的目标之一。在事实准确、简明有力的前提下，标题自然是越新鲜越好，越出奇越妙。这是通常的理解。而孙犁在编辑文集时的“重拟”标题，针对的并非新闻稿件，而是文艺味道甚浓的散文、随笔、杂文、记事等文体，在这里，“新鲜”的内涵显然与新闻标题略有不同。孙犁先生为书起名，特别讲究诗意的表达，如《晚华集》《秀露集》《如云集》《远道集》直至最后一本《曲终集》等，皆带有几分淡淡的诗意。《书衣文录》《烬余书札》等书文的标题，则显得古雅典丽，具有浓郁的书卷气。而他为文章改题，同样具有这种特点，如《读<作画>后记》，在编入文集时改为《作画》；《京剧脚本<莲花淀＞自序》在收进《秀露集》时改为《戏的梦》，成为孙犁先生“散文三梦”（《戏的梦》《书的梦》《画的梦》）的代表作。

    孙犁先生晚年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所谈偏重于文学作品的标题。他写道：“近年读文章，姑无论对内容如何评价，对文章题目，却常常有互相因袭的感觉。例如杂文，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从……谈起’这样的题目，散文则常常看到‘……风情’之类。最近一个时期，小说则多‘哼、哈、啊、哦’语助之辞的题目，真可说是‘红帽哼来黑帽啊，知县老爷看梅花’，有些大煞风景之感。当然，文章好坏，应从内容求之，不能只看题目。但如果‘千文一题’，也有违创新、突破之义吧？”

    孙犁先生此处所说的文学作品标题，虽说与新闻标题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却正可与其上述的“重拟标题”，互为参照。我认真地核对了一番，像孙犁在文中所批评的那类“千文一题”之类的用法，在其自己的各种选集乃至文集中，皆未之见。

    标题本是“文眼”之所在。孙犁先生的标题，从不花哨，从不轻佻，朴实工稳，沉静深邃，还真有点像他那双深沉纯净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