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切可感的生活画卷中，女性导演对女性故事的讲述，令《七声》呈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与女性主义关怀。
■ 李相
“我想把普通人的故事写成诗。”在电影《七声》的首映礼上，编剧、导演韩君倩这样表达电影的创作初衷。作为我国纪录片领域一位著名的女导演，韩君倩深耕纪录片多年之后，厚积薄发，经过数年筹备，精心打造了一部剧情片电影《七声》。《七声》根据入围鲁迅文学奖的小说《阿霞》改编，描写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普通人生活图景。
韩君倩谈到，当年在读小说《阿霞》时就被深深击中，并在脑海中不自觉地勾勒着画面和声音，于是下定决心要把这样一部关乎社会转型时期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轨迹的电影拍出来。她这样解释电影的名字：“‘七声’取自音乐中的7个音符，它代表着普通劳动者的声音，虽然他们每个人的声音都很微弱、零落，凝聚在一起，却能发出我们时代强音。”
影片故事从大学生毛果的视角展开：在苏州的一家江南饭馆，参加社会实践的他与20岁的打工妹阿霞相遇了。影片全景式地表现了阿霞和她的伙伴们的人生故事。在与阿霞接触中，大学生毛果与她产生了朦胧的感情，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的成长。几年后已经是记者的毛果在四川山区调研时意外遇到了阿霞，此时阿霞已为人妻为人母。影片的故事令人唏嘘，小人物零落的声响和悲欢离合，凝聚为大时代的和音。
观看影片后不难发现，“把普通人的故事写成诗”的创作初衷，的确在《七声》的视听语言里多维度地展现了出来。
电影中对大时代中打工者漂泊感的刻画很生动，其中方言使用便是一个亮点元素。从自己的家乡来到各个大城市中的打工者口中，有麻辣火爆的四川话、中气十足的河南话和吴侬软语的苏州话，体现出每个人的籍贯和文化属性。这些打工者们用他们家乡的方言诠释着属于他们的故事，哪怕是吵架都吵得各有风格。打工群体漂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成为时代变迁的见证。对于进入城市的乡村人来说，城市是他们无比永远向往却又很难融入的一个地方，他们永远是一个抱有梦想的异乡人。主人公阿霞就是这个群体的一个代表。而普通人在漂泊中的梦想，也体现着时代前行的愿景。《七声》就是通过这种给小人物造像的方式，暗合着时代进步的大主题大情怀。
在不少观众看来，影片中打工人的生活故事具有疗愈的效果。每一个在大城市打工的人，都或多或少有着相似的经历，遇到过相似的困扰。看完这部电影，他们感同身受，在感悟人生百态的同时感到人性的温暖，内心充盈力量和幸福。
作为纪录片创作者，韩君倩导演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有着深厚而独到的理解。她之前的《钢琴梦》关注的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普通人为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和挣扎，以及由此产生的戏剧性人生，在写实风格的基础上，透着浓郁的生活质感。而后，无论是纪录片《乡愁》《钢琴梦》《月是故乡明》，还是如今的《七声》，都一以贯之地关注和描写小人物的命运，既深情款款，又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怜悯同情他们，传达出一种巨大的张力和穿透力。
《七声》表现出在城市拼搏的打工人群的生活不易，但又没有为了描写苦难而描写苦难。我们可以看到，故事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追求和梦想，也都有着社会变迁与转型中滋长的欲望与迷失。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故事情节需要的工具。
电影的叙事与镜头语言也足够现实主义，故事娓娓道来，不追求强烈的戏剧性，在宁静悠远的氛围中，在不徐不疾地讲述中，运用大量的长镜头，带给观众一种既客观自然，又自由沉浸的体验。
在真切可感的生活画卷中，女性导演对女性故事的讲述，又呈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与女性主义关怀。《七声》带着女性创作者的悲悯，塑造了女性打工者为家庭和社会投入的劳动与情感，并以严肃的思考和尊重，突破了人们对打工妹的诸多刻板形象。
例如，对于女主人公的形象，影片在塑造时没有太多的理性修饰与审美迎合，而是用一种做减法的方式尽量保持人物的本真。影片中的阿霞性格执拗，头脑有些“一根筋”，在观众看来，她的性格可能有些拧巴、没那么“讨喜”，但恰恰是这样一个有个性、有缺点的人物，才是有血有肉、真实动人的。
《七声》在视听上的另外一大特色，就是它的“景”和“声”。影片在江南水乡拍摄，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是一个临水的餐馆。影片就像江南水乡的一幅水墨画，给人清新雅致之感。苏州是中国代表性的古城，而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又势头很足，大量的外地移民成为新苏州人。影片对于打工族的描写，对于景的恰当运用，在精神内核上准确地捕捉到了苏州既传统又现代的一面。
影片用评弹来代替画外音，通过专门创作的评弹演绎剧情。江南音乐与市井之声自然交汇，有些是艺术化的创作，有些是源自生活的采样，做到了既写实又写意，将声音的运用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决定主人公命运走向的时刻，评弹就像是说书人铿锵有力的重音，直击观众心灵。这种视听综合调度运用产生了极佳的互动性，将烟雨江南、人生百态共融一体，如余音绕梁，令观众久久不能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