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发展干预，其政策和实践需要置于性别范式之中。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研究团队自2021年3月在5省10村深入开展了“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研究。以实地调研为基础，本文考察了农民基于不同的性别劳动分工、性别角色和关系，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生计、生活状况，以及对于乡村振兴主要目标的主观理解、需求与态度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政策启示。
■ 贺聪志 孔铭
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发展干预，其政策和实践需要置于性别范式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将农村妇女从一般发展实践中不可见的“他者”，更好地转化为乡村振兴的能动主体。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研究团队自2021年3月在河北、陕西、山东、湖南、浙江等5省10村深入开展了“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研究，以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作为主要的资料收集方法。问卷调查的总样本量为529，其中男性样本量为272，占51.4%；女性样本量为257，占48.6%。综观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在年龄结构与受教育状况方面，女性样本的年龄结构整体上低于男性；男性样本的受教育程度整体上高于女性。在职业类型方面，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农民，从事兼业或非农工作的比重都非常高（分别为46.3%和43.6%）。大量农村女性已经通过流动的方式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而留居在乡村的女性，也大多以兼业或全职的方式加入经济活动，后者也是当下农业雇工和各种乡村代工厂的主要劳动力来源。但在每个年龄段，男性对农业外现金活动的参与率都高于女性，而女性“只做家务”的比重都显著高于男性。在流动经历方面，男性中有外出经历的比重达69.9%，高于女性近20个百分点。随着劳动力流动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虽然农村男性养家糊口、女性照料家庭的规范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在当前农村，无酬照护工作仍然是一个高度女性化的领域，女性依然承担着更多的再生产劳动，也更容易因家庭生育和照护需求而返乡。
以实地调研为基础，本文考察了农民基于不同的性别劳动分工、性别角色和关系，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生计、生活状况，以及对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乡村振兴主要目标的主观理解、需求与态度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政策启示。
不同性别农民视角的产业兴旺
当前农村生计对可支配现金收入和非农就业高度依赖，农户生计多样化现象非常普遍。流动早期阶段的农业生产女性化正在转化为日益加剧的农业生产老龄化。青壮年男性和女性已显著去农业化，家庭农业劳动力中40岁以下的男性和女性分别仅占2.2%、3.4%。许多因家庭抚育和照料责任而不得不返乡的女性，也只是暂时回流，她们对于未来的职业和生活规划都在土地和村庄之外。在农业产业方面，男女两性都认为缺少劳动力、自然灾害、缺少土地是制约当下农业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但相比之下，女性对劳动力的不断弱化和不足、自然灾害、缺少技术和设备以及销售问题方面的感知程度比男性更高；男性则对土地和基础设施等农业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更为关注。近半数男性（49.6%）和女性（47.5%）都表示目前家庭不存在农业生产困难，不需要支持。其主要原因在于，家里的土地已部分或全部流转，不再耕种土地，或耕种土地面积不多、主要为自给型生产。另外半数男性和女性则表示需要一定的帮助。这些农民主要以50—70岁的中老年人为主，并主要来自地处丘陵和山区等资源条件难以集中、外来资本进入较少的村庄。男性和女性排在前五位的支持需求都是：劳动力支持、农业投资支持、发展农业机械化（尤其是在山区和丘陵地区）、完善农业灌溉、技术支持。
对于“怎样才算产业兴旺”，男女两性普遍的理解都是：产业发展要能够给农民带来更多收入。两性理解也表现出一些差异。首先，男性叙事更侧重“应该如何做”，而女性叙事则多集中于“希望有什么”。其次，男性群体更关注如何改变传统小农经济形态。他们将发展农业特色产业、走土地集中和规模化发展道路作为传统小农经济的替代性选择，同时更强调新型经营主体等角色对于促进产业兴旺的重要性。而承担着更大照护压力的女性群体则更期望发展乡村旅游、乡村工业以及增加就业机会，她们对乡村经济多样化和本地非农就业机会有更为强烈的需求。
不同性别农民视角的生态宜居
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民对自己目前的居住环境感到满意，且女性群体对环境的满意度比男性更高。另外一些农民则对当前居住环境的一些方面感到不满意。对比来看，男性群体更重视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和基础设施状况；而女性群体则相对更看重村容村貌和厕所环境。同时，男性对水污染和废弃物污染的认知和敏感度较高，而女性则对空气污染有更强意识。
围绕“怎样算是生态宜居”，农民表达了非常多元化的理解和愿景，且不同性别农民的理解和关注也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女性比男性更关注村庄环境卫生。但调研中也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群体的主体性意识相对更弱，对村干部以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存在更明显的依靠心态。
不同性别农民视角的乡风文明
对于“怎样算是乡风文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其叙事和愿景大多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和谐、有人情味的乡村社群关系和文化；二是乡村没有各种不良风气和不文明行为。
当前，乡村知识性、公共性文化活动不够，而玩手机、看电视等个体性的休闲活动正在消解乡村人际互动。近八成农民都拥有智能手机，而两性中表示经常玩手机、存在一定依赖的都超过了三成。相对而言，女性对公共文化活动和线上娱乐、聊天和网购的参与度更高，而阅读等知识性活动参与更少；男性闲暇时比女性更偏好“宅家”，在社交方面更为疏离。
在不良风气的评价方面，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农民，都认为赌博、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互相攀比、封建迷信和游手好闲是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不良风气，而邻里不睦、子女不孝、打架斗殴、偷盗等现象已经很少。男性比女性更希望改善农村赌博和打架斗殴现象；女性则对社群关系更为敏感，更希望改善攀比、说闲话风气。
对于各种促进乡风文明的活动和举措，男性和女性都认为最应该开展家风建设。但比较而言，女性更偏好公共文化活动和聚餐类集体活动；男性则对思想政治、民主法治、道德规范和科普教育活动有更高的参与意愿，也更支持开展农耕文化传承与保护、乡村史志汇编修编等乡风文明建设活动。
不同性别农民视角的治理有效
调查发现，相比男性，女性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度、对各种村务状况的知晓度和关注度都更低，且女性党员比例也更少。访谈还发现，在村年轻妇女缺乏了解和参与村务活动的兴趣和主动性。如一位年轻妇女所言，“村上的事情我不关心，我最关心的是如何把孩子教育好”。这种对村庄事务态度淡漠的现象在45岁以下妇女中较多。她们中的很多人只是因再生产责任而“暂时性”返乡，而其长期的发展和生活规划则是向外的。这种“暂时性”在村的状态，使得她们在心理层面也会主动从村庄事务中抽离。
对于村干部能力和表现，男性和女性都最为看重其能否办事公平公正。相比之下，男性还更为看重其争取项目、发展村庄经济方面的能力；女性则更为看中其知识水平和团结整合村庄方面的能力。
不同性别农民视角的生活富裕
研究发现，农民对自己目前生活状态的评价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各年龄段，女性群体对当前生活状态的自我评价整体上都低于男性。而男性群体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则比女性更为消极。其中，在劳动力市场中正在丧失竞争力的中老年男性群体尤其如此。
对于“生活富裕”，农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活质量，且不同性别农民的评价和需求也存在一些差异。问卷数据显示，就业、农村教育和养老是当前农民最为关注和最不满意的三大问题。相比较而言，男性更关注道路交通、自来水和网络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女性则更重视农村的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改善。这些方面的完善程度和质量，不仅关系到女性在照护方面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会影响其生计决策和个体福利。
由上述结论可以看到，性别关系内嵌于乡村振兴的政策和实践之中，并会影响到乡村振兴的行动过程和最终成效。乡村振兴的政策议程和实践过程应纳入“性别透镜”，并重视赋权农村妇女。这不仅有利于调动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同时也对推动实现性别平等和更全面、更均衡发展至关重要。
（贺聪志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孔铭为该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