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朱虹璇 话剧九人编剧、导演
■ 记录：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我们的十年之约
“话剧九人”是一支发源于北京大学的戏剧团队，自2012年成立至今，已经迎来第12个年头。选择辞职做戏剧，是一条鲜有人走的路。起初，我供职于咨询和互联网行业，对我来说，它们只是一份工作，是我打工的饭碗。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里，我白天上班、夜间写作。写作是我从来没有间断过的、非常喜爱的一件事情，所以“跨界”对我来说不需要一个非常铁腕的决心，或者说一次冲动。直到有一天，我终于不用再那么为房租、生计发愁的时候，我全职投入创作这件事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当时，我也没有想过会做很久，只是计划先做个几年，把我想写的东西写了，就再回去上班，人总是要为生活考虑。我在2019年底辞职，成为一名全职戏剧人。不巧的是，我的创业才刚刚起步，演出行业就陷入了寒冬，话剧排练受限、演出被屡次取消。可是在那个阶段，如果我不坚持，大家可能就会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我是编剧和导演，我是那个挑大梁的人，如果连我都不肯坚持，那剧团就散了。
九人剧团有一段渊源，当时我们还是北大里的一个校园剧团，在毕业时，剧团的人在散伙饭的酒桌上一起立下了一个十年之约：不管未来从事什么行业、身在何地，每年我们都要聚在一起做一部戏，连演十年。我是一个比较重承诺的人，虽然“十年之约”是我和同学们在酒桌上的笑谈，但是我可能比别人记得更牢固。
我们也有过做不下去的时候。当时我想的也很简单——硬撑，撑到10年。2021年是我们的10周年，2021年过了，我就不欠谁的了，我也没有对不起当年我们一起说过这个话的小伙伴，可以回去上班打工了。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我发现团队里有一些人还想继续做戏剧，有更年轻的人甚至想要将戏剧作为他们的人生事业。这时，一种责任感从我心中萌出，我自问把这些人的梦想和希望置于何地？于是，我决定再陪他们往前走一走，走到一个他们足够成熟，自己也可以继续下去的时候，我再回去上班。
当然现在，我可能再也不想回去上班了，我已经适应了创业，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不断地挑战难关，不断地背靠背往前走是一件多么令人享受的事情。
我们剧团最艰难的时刻是账户里几乎没有任何资金了。付不出场地租金，我们不得不拼命找一些演出机会，四处奔波，像流浪者一样辗转演出。可是，当我们觉得已经豁出去了一切，却发现算下来半年只挣到1万块钱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绝望，因为我们还要支付剧团的运营费用，还要负担团队在外演出的食宿。我问自己，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为了梦想已经拼尽了全力呀。
当时散伙饭酒桌上的同学，有几位或以美术设计，或以制作人、剧务的身份，一直陪伴我们坚持了10年，其中也有很早加入我们的伙伴，从兼职逐渐转到全职，像我一样开始以戏剧作为一份事业。还有一些远在海外的朋友，其间从未回过国，甚至都没有看过一次话剧九人现场的演出。但出自他们之手的每一行字、每一首音乐、每一个图标，仍会不断被打磨、力求精益求精。
两颗星斗的交汇，一定会绽放出光亮
《春逝》取材于一段真实的历史，以温柔轻巧的方式讲述了“物理双姝”瞿健雄和顾静薇深情而克制的相逢、相知、相惜，乱世中物理所三人组在理想与现实中的取舍的故事。剧中主人公的原型，是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的吴健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顾静徽，以及中国著名现代剧作家、物理学家丁西林。
在最初进行《春逝》的创作时，我们并不被外界看好。有人告诉我，话剧市场主要以女性观众为主，并且女性观众更喜欢观看男演员和男性角色。他们认为，了解市场和观众喜好是很重要的。如果要写这样的故事，就应该强化男性角色或将主要矛盾冲突集中在具有魅力的男性角色身上。他们认为了解市场和观众喜好是很重要的。还有人认为市场上双女主题材的作品太少了，他们使用了“冷门”这个词，希望我不要期待这部戏会受到观众的喜欢。但其实我并不关注作品是否具有某种市场特点或流行度。首先，我不在意有多少人喜欢双女主。我创作这个故事的核心原因是，这个故事首先打动了我自己。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吴健雄这样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她的一生所经历的坎坷和她在意志上的坚持，直到现在仍然是我的榜样。而顾静徽作为吴健雄的导师，曾经陪伴她度过了一年的时光。没有人描述过这段岁月，也没有人认为这段时光对两个女性会产生什么影响。在我看来，这是两个优秀的女性、在那个年代都在走少有人走的路的罕见的女性，在她们的人生旅途中彼此交流与相互启迪，就像两颗星斗的交汇，一定会绽放出光亮一样。
在我的人生体验中，当我遇到与我有相似经历的女性前辈或后辈时，我们之间所产生的火花也同样如此。我们彼此给予的力量是巨大的，所以我非常希望创作这样一个故事，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记住历史上存在着吴健雄和顾静徽这样的人物，让更多人了解她们。如果这部戏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就足够了。每一部作品创作出来后都会自然发展，如同命运一样。创作者不能过于固执地去控制太多，也不应该有过多的杂念。
在实际观看过程中，女性观众其实非常喜欢《春逝》。无论是在豆瓣上的留言还是现场的评价，观众对作品都给予了热烈的回应和支持。
如果要问《春逝》的创作过程和我其他几部作品有什么不同，《春逝》可能是我第一次敢于在作品中袒露私人情感的一个作品，因为之前的戏我会在主题或者思辨性的内容上面琢磨得比较多，而写《春逝》的时候我想试一试，不去考虑那么多宏大的问题，而是去挖掘一些情感上幽微的东西。
最后《春逝》呈现出的效果还算令人满意，这给了我多一点创作的勇气和信心，所以在接下来的作品中，我也尝试了更多内心的剖白。比如像《双枰记》之所以被很多观众喜欢，一部分可能被其中一些思辨的交锋或者深度的思想性内容所吸引，还有更大一部分可能是被三个人的友谊打动的。三位男主角程无右、郎世飖、卢泊安于山河动荡之中展现出的知己之情、彼此间惺惺相惜，他们从少年时期始于微时，多年以后初心不改，三个人物之间的情感互相勾连、互相羁绊，也是一个情和理交融的故事。
不仅仅是《春逝》中的“物理双姝”，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中的女性角色，如《双枰记》中的邵玉筝、冯小寒，《四张机》中的马水仙、陈慧茹、古娴，《庭前》中的尤胜男，都以她们独特的光芒，组成暗夜中熠熠生辉的星群。有时候，创作者会自然地调用自己不同人生阶段的经历或所处场合去诠释不同的人物，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创作规律。我其实很难回答“哪个角色是你自己”这个问题，我们作品中很多女性角色身上会有我的影子。比如《春逝》中的瞿健雄会和大学时期的我比较像，说话直接、不够圆滑。而《庭前》里面自在如风的宋筠，她也很像我，更像生活里的我，向往自由，不愿意受到传统的束缚……无论如何塑造，这些女性人物在剧中都不是“附属品”，她们都是充满女性力量的重要角色。
前路崎岖，我是你们的同路人
如同《春逝》中顾静薇和瞿健雄这两代杰出的女性物理学家之间的碰撞与交汇。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遇到了前辈们、同龄人，以及比我更年轻的初入职场的女性。我们这几代人相互影响、见证彼此的成长。当我们被围困时，女性间的友谊、鼓励、互助如前方如炬的航标，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就像顾静薇对瞿健雄说：“请你相信，世人的眼光或许分男女，微小的原子与核子却不会。我们的努力，终究是能被看见的。”瞿健雄作为一个年轻女性，会被认为专业能力不足，被建议不要报考物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科目，年轻女性无力挑战。即使她考上了庚子考试的第一名，也不会被送出国留学。因为社会天然地会低估一个年轻的女性能够坚持这样一个冷门学科并为之所付出的意志力和坚韧性。顾静薇是一个35岁的单身女性，她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与年龄焦虑对于未婚女性而言是普遍存在的。
显然，瞿健雄和顾静薇是当时科学领域中的“少数派”，而“少数派”的定义是相对的，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具象化的衡量标准里，比如在戏剧行业里面有多少女性创作者？从事导演这样工作强度较大的技术工种的女性的总体人数又有多少？像我一个北大学政治学的，毕业后去干了咨询和互联网的工作，又出来全职做戏剧，这样经历的人也许确实是所谓的“少数派”。但是如果我们把尺度拉得长一点，将前人、后人都考虑进来，其实“少数派”也不是那么孤独。我常常能够在很多意想不到的时刻遇到一些同路人，发现他们也走在所谓不那么大众的路上，偏偏我们会被各种命运的机缘安排，让彼此相识，并展开很深刻的情感交流。
在这次广州驻城演出期间，我有幸遇到了一位观众，她是东南大学吴健雄奖学金的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企业家。在专程来观看《春逝》后，她给我发了一段话：“谢谢你们的努力，中国女性的韧力不亚于任何人，但尽在不言中的现实，让潜能流逝。我对生命中一切机遇恩典之重刻刻不忘，终志为下一代女生扩大机遇基础，期待代代潜能可更大地尽情发挥，你们是未来的希望。”
散场时，这位前辈握着我的手说：“我是你们的同路人。”她没有多言，然后默默离开了。我相信她肯定也是一个走在少有人走的路上的优秀女性，那一刻，我并不因为我是“少数派”而感到孤单，反而充满了能量。尽管未来，我们也许不会有太多交集，但是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有意义，而她看到了这样一场戏，她一定也会觉得她当年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
我相信一定也会有看过《春逝》或者看过九人戏的其他观众，在自己的那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会受到我们遥远的鼓励。“少数派”的定义在此时已不再狭隘。
这一次相遇也在激励着我。30多岁正是一个人年富力强的时候，虽然没有了从前的活力，虽然我时而在工作中会感到疲惫，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退缩。我们需要站到台前去告诉所有女性，女性可以有机会成为优秀的导演，可以不断创作，女性可以做很多事情，不需要惧怕任何不公平的眼光。
关注我们的观众有很多，其中不乏一些成长中的女性。在某种时间的尺度上，我们是她们前路上的背影，只要我们还在，她们就可以无畏前行。《春逝》的剧尾处，舞台屏幕上会打出的那一行字，“献给崎路同行的你”。那正是我要对她们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