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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突破与应用，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新业态、新职业不断涌现，为女性劳动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灵活的就业选择。数字新业态如何改变了县域女性的就业创业？女性在县域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职业分化中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如何进一步筑牢我国县域数字经济拉动就业创业的“蓄水池”功能，充分释放数字性别红利？本文作者基于一线的田野调查研究寻找了相关答案。
■ 杨江华 王玉洁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发展之基。女性就业的数量比例和层次结构是衡量劳动力市场是否良性运行的重要标尺，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突破与应用，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新业态、新职业不断涌现，为女性劳动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灵活的就业选择。网店店长、带货主播、社区团购团长、AI标注员、云客服、自媒体博主……汇聚了越来越多的基层女性群体，同时也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数字新业态如何改变了县域女性的就业创业？女性在县域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职业分化中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如何进一步筑牢我国县域数字经济拉动就业创业的“蓄水池”功能，充分释放数字性别红利？笔者希望基于一线的田野调查研究来寻找相关答案。
数字新业态带来女性就业新机遇
增加就业机会，降低女性就业门槛。一方面，数字产业化催生了大量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岗位，如数据标注师、在线客服、新媒体运营人员等，扩大了女性就业选择空间。另一方面，产业数字化转型也带来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如农村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为乡村女性实现创业梦想搭建了广阔舞台。笔者在调研中看到，大量乡村女性化身带货主播，宣传和销售家乡农特产品；一些“宝妈”通过短视频分享育儿经验和乡村生活，成为乡村题材类的网红主播；还有一些女性从事人工智能行业关联的新职业，用数据“训练AI”，成为人工智能标注师和提示训练师。总之，数字经济在县域的蓬勃发展，为乡村女性带来了新的就业创业机会，降低了女性就业门槛，提高了就业创业的性别包容性。
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女性就业质量。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就业增长的同时，也促使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引发县域职业结构变革。调研发现，大部分的县域女性就业曾经集中在餐饮服务、商超售货、美容美发等传统服务行业，工作收入不高，职业稳定性较低。如今，越来越多的乡村女性参与到数字标注、云客服、直播带货等新行业。以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为例，近年来该县借助与数字平台企业蚂蚁集团合作的契机，落地了“AI豆计划”等数字就业项目，吸引了一批留守宝妈和返乡青年就近就业。目前该就业基地已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用工企业，女性员工占比62%，平均月收入3500元，显著高于2022年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促进灵活就业，增加女性劳动供给。数字经济的出现，打破了时间和空间对女性就业创业的限制，创造了更多弹性办公、居家办公的灵活就业机会。以在线云客服岗位为例，仅需一台电脑，在家就能轻松办公，不受地域和时间的局限，给需要兼顾家庭照料任务的“宝妈”群体提供了灵活就业的新选择。笔者了解到，自2012年蚂蚁云客服平台成立以来，10年间，已有超过4.2万人兼职云客服工作，其中女性占比81%。她们有的在一线城市，有的在偏远乡村，通过网络平台连接，为线上数以亿计的消费者提供不间断的服务。特别是在一些西部欠发达县域，通过引入云客服就业项目，大量乡村女性借此改变了被动留守的局面，实现了经济独立、本地就业与家庭照料的兼顾。
凸显比较优势，发挥女性独特价值。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大量机械性、重复性的工作被机器取代，如今工作中稀缺的是沟通力、洞察力、体验力等软技能，而这与女性群体的细腻敏感、共情能力强、善于沟通等“柔性特质”天然吻合。以直播电商为例，直播为代表的新就业模式有利于发挥女性在沟通能力和情感亲和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增强女性就业创业信心。在笔者的调研中，曾是“打工妹”的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的杨婷，从不懂电脑的“电商小白”逐渐成长为远近闻名的“直播一姐”，不仅助力了家乡农产品“出圈出山”，而且带动了周围村民增收致富，改变了当地村民“女娃能干啥”的传统偏见。
数字新业态中女性面临的问题挑战
性别数字鸿沟依然存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全球仍有30亿人没有接入互联网，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和女童；在全球范围内，妇女和女童仅占STEM专业学生的1/3；在科技行业，男性人数是女性的两倍，人工智能领域的女性员工数量更是只占到约1/5。”在全球范围内，性别数字鸿沟依然存在，不仅体现在数字接入上，更体现在数字接入后的使用上；而在女性群体内部，农村女性、老年女性、残障女性等群体的边缘化程度更高。
工作家庭平衡压力加大。灵活性的新就业形态使得女性在工作的同时能够兼顾家庭照料任务，但是并没有改变女性承担大多数无酬照料劳动的事实，反而可能导致社会和女性个体将兼顾工作和家庭视为女性责任，而忽视了家庭性别角色分工的不平等。换言之，数字新业态在为女性带来灵活就业新机遇的同时，也模糊了女性工作和家庭边界，延长了女性劳动时间，加重了女性身心负担。
劳动权益保障仍待完善。新就业形态打破了传统的一对一的组织雇佣关系，劳动者可以同时与多个平台建立灵活的合作关系，增加了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法律地位认定的难度，阻碍了劳动者的权益维护。如何妥善处理新就业形态中的劳动纠纷？如何避免劳动者“困在”超时工作里？如何保证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这些问题都对传统的性别劳动权益保障提出了新挑战。
筑牢县域数字新就业的“蓄水池”
如何进一步筑牢我国县域数字经济拉动就业创业的“蓄水池”功能，充分释放数字性别红利？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释放女性数字就业潜能。一方面，各级政府要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支持平台企业在拓展就业新空间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引导数字就业机会向中西部县域转移，让数字红利惠及更多女性群体。另一方面，政府在制定支持数字新业态发展相关政策时要引入性别视角，充分考虑两性的现实差异和女性的职业需求，促进女性平等参与数字就业。例如，支持女性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女性参与数字技能培训，鼓励外出务工女性返乡从事电商创业；加强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将灵活就业女性纳入生育保险参保范围，增强灵活就业女性劳动者的获得感和安全感。
二是发挥企业优势，扩大数字就业岗位供给。作为数字经济的排头兵，数字平台企业应秉持科技向善的理念，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帮助女性，特别是乡村女性跨越数字鸿沟，获得更多平等发展机会。一方面，切实承担起稳定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的社会责任，进一步降低女性就业门槛，开发更多适合女性的数字新职业，赋能女性多元化就业。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平台企业数字技术优势，通过政企合作、校企合作等方式，为我国县域乡镇等下沉市场中存在的大量女性潜在劳动力提供数字技能培训，促进女性就业创业。
三是转变就业观念，提升数字就业参与能力。女性劳动者要充分认识到数字新业态给自身发展带来的新机遇，积极转变就业观念，主动进入数字经济就业创业领域。同时，要充分利用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提供的各类数字培训资源，不断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为参与数字劳动打好基础。此外，应积极学习和了解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及政策，了解自己应有的劳动权益，在数字劳动中更好地依法有效维护自身权益，更好地获得普惠型数字性别红利。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数字社会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