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滕云

    《乡村爱情》（以下简称“乡爱”）第16季播完，留下一个不大不小的悬念——剧中的女一号小蒙到底会不会回归家庭相夫教子？这个悬念，不仅影响到未来的剧情和角色如何延续，更折射出农村女企业家面临事业和家庭两难选择时的现实困惑。

    剧情的缘起是：因为在公司融资过程中引发家庭误会，小蒙不但受到丈夫的冷暴力，也遭受了公公的屡次干扰阻挠。他们发难的理由，都是借口小蒙疏于子女教育，而这也正是她内心一直的软肋。于是，小蒙选择了退让，答应待融资事宜完成，退居二线，回家相夫教子。

    这一剧情设计，从创作角度看，有为冲突而冲突的刻意之嫌。它基于一个勉强而刻板的概念，即把小蒙的事业发展与家庭义务，描述为非此即彼的完全对立关系。小蒙如果想要履行家庭义务，就必须以牺牲事业发展为代价。

    回顾“乡爱”的人物谱系不难发现，小蒙和丈夫永强分别拥有自己的公司，小蒙公司的发展势头是好于丈夫的。同时，永强的学历高于小蒙，是村中唯一的大学生，对于辅导孩子学习显然更有优势。这一铺垫提供的基本判断是，在履行子女教育的家庭义务上，小蒙和永强拥有共同且平等的责任。而从教育效果看，永强甚至应该做得更多。但是，由于传统夫权观念的施压，也包括小蒙自己的忍让，这个简单的逻辑被推翻了。“乡爱”中最成功也是唯一的女企业家，因为莫须有的家庭羁绊，既被动又主动地做出了回归家庭的决定。

    本来，双方既然达成了共识，这条故事线已无悬念。但最后一集，来自镇政府官员的惋惜和劝阻，又令剧情发生反转，使一个本不应该成为悬念的悬念，得以继续残存下去。或许，下一季的“乡爱”，小蒙大概率将继续她的事业之路，能如人们所愿，兼顾事业与家庭并取得成功。

    不过，这个本不应该成为悬念的悬念，依然值得剖析。一方面，事业与家庭的二元对立观念，并非仅存于文艺作品中。在现实生活里，它经常主导着评价女性成功标准的裁判法则。包括媒体对成功女性的叙事关注，最常见的，就是描述其事业成功的同时，必辅以家庭的和睦，和对家庭义务的完美履责。如果缺少了这部分叙事，她就不完整、不够成功；另一方面，这种“刻板审美”对农村女企业家群体造成的思想压力是现实存在的，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她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婚姻家庭生活。网络上许多讲述农村女性艰辛创业的事例里，经常出现的桥段就是离婚之后她们如何逆袭成功。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式施加于她们一种额外的负担，后顾之忧似乎永远如影随形。二选一或许并非她们的现实常态，但她们的确需要时刻付出权衡的成本。

    “乡爱”走过了16季。这部紧扣现实生活的农村家庭伦理剧经久不衰，创造了中国电视的历史。作为希望，它有能力更多地映射出农村家庭观念的时代变化，并担负起淘汰旧观念、让新观念“上位”的历史责任。所以，小蒙的明天到底如何，值得期待一个满意的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