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止庵第二部长篇小说《令颜》问世。这是一部以女性视角创作的爱情小说。书中人物对爱的解读不尽相同，而作者笔下的爱则亦幻亦真。在新书分享会后，止庵接受了中国妇女报文化周刊的专访，畅谈《令颜》的创作过程——
■ 口述：止庵 （作家、学者）
■ 记录：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一部关于爱情的“戏中戏”
很早以前，我就怀揣着写这个故事的愿望。
我一直想创作一个爱情故事，有着复杂的结构，情节上环环相扣。这一次的《令颜》采用了“戏中戏”的写法，包含了两条故事线索，其中一条发生在2019年，北京的一家剧院正在排演已故剧作家陈地的话剧《令颜》；另一条则是剧本《令颜》中的故事，时间跨度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延伸到80年代。这样的设计为故事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能够展现不同的情节线和角色关系，并将背景和视野扩展到更大范围。
对我来说，《令颜》中的剧本创作比写小说本身更具挑战性。既然是“戏中戏”，那么如果剧本本身不成立的话，整部小说也就无法构建。小说中有一处写到陈地曾三易其稿，实际上，我自己也是将文稿一再推倒重来，直到受到柔石的小说《三姊妹》的启发。他写的是三个姊妹年龄相同时相貌一模一样的故事，在《令颜》剧本中，我将这一点安排给两代的四个人，她们在同一年龄相继登场，也有着相同的相貌。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她们各自的命运随时代变迁发生着变化。这也有一点像唯美主义代表作家王尔德的作品《道林·格雷的画像》。
《令颜》中创作剧本的剧作家陈地，早已不在人世，但他却是这本小说的核心。剧本中的台词代表了陈地的审美观和价值观，通过他人排演话剧说出的台词，表达着他的心声。我花费大量笔墨编写剧本、描写排练的情节使这个人物得以“发声”，并起到影响故事走向的作用。
以女性视角书写的《令颜》
我的小说《令颜》讲述的是女主人公程洁的故事。她是一个五十多岁、长期在底层打拼的女人，当年与剧作家陈地通过书信往来互诉衷肠。此时陈地已经故去整整25年了。而她对这份执念不断追寻。2019年，北京某剧院排练陈地的遗作话剧《令颜》，程洁为了解开内心疑惑，特地从广东来到北京寻找答案。
我之所以选择用女性视角来写作，是与我的另一本小说《受命》有关。那本小说虽然使用了第三人称，但并不是类似上帝的全知视角，而是贴近故事中的某个人物来叙述，也就是说，全书中只有一个人物在想、在看。这正是张爱玲一向采取的叙述方式，除了《殷宝滟送花楼会》这一篇，她的所有作品都是以这种方式创作。这种叙述方式可以追溯至居斯塔夫·福楼拜，之后一直被广泛采用。《受命》贴近的是男主人公，是一本男性视角的小说；在完成《受命》后我便想，是否可以尝试以女性视角创作小说呢？
也许有人会质疑，一个男性作家如何能够贴近女性视角进行写作呢？其实，这并不是特别难以实现的事情，在文学史上有很多先例。比如居斯塔夫·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当包法利夫人被邀请参加一个舞会，她强烈地感受到浪漫的气氛，深深为之陶醉，渴望过上这种生活，整个故事也由此展开，这正是女性视角的体现。而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一直紧贴男主人公佟振保的视角来叙述故事，佟振保前后与四个女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从一个男性的立场出发来感受、来作为的。
除程洁外，《令颜》中还描绘了其他几位女性人物，包括靰鞡、杨新米、余悠和小铁。她们出生于不同年代，拥有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处世之道。因此，小说中的女性视角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叙述者贴近的是女主人公程洁的感悟和思考；第二是程洁所接触的人和事，而在那些人物群像中，女性面目最为清晰。
充满细节的小说创作
对我来说，《令颜》的创作难度比《受命》大得多。《受命》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男主人公冰锋的年龄与我当时的年龄相仿，我们的经历和生活轨迹有重合的部分，我只需要回忆并核实这种回忆即可。而《令颜》中只有主人公程洁和导演陈牧耕是我的同辈人，其他年轻人物如何过日常生活，我需要花大力气去了解和观察。
比如靰鞡和杨新米都是租房的，一个是整租，一个是分租，我要分别去观察和体验。小说中写到室友间的相处方式、错峰使用卫生间、隔音状况、养宠物，乃至跑水等等，都不能够凭空猜想。好在不单单是为了写小说，我平时就比较留意生活中的细节，如季节变化、花开、饮食和人们的穿戴等。小说中有些人物一共只出场两三次，每次露面都要抓住机会，尽量充分突出她的特征，包括她的相貌、动作、话语、服饰……通过一两处细节的描述，都会让人物相对丰满起来。这里的关键是“要而不繁”。
其实，小说中的很多情节也是通过一系列细节描写来累积推进的。这一点我受到了《水浒传》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候火烧草料场”那一回的影响，那里林冲的立场和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而整个过程都是一步步由细节构成的，直到将他推到了怒杀陆谦，从而逼上梁山的地步，写得太精彩了，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令颜》中描写杨新米醉酒那一夜的经过，可以视为我对《水浒传》的致敬之举。
另外，创作《令颜》时我受到了几部文学史上名著的影响。契诃夫的四幕喜剧《海鸥》，启发了我直接描写一部话剧的排练过程。路伊吉·皮兰德娄的剧本《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描写的是六个被作者废弃的剧本角色突然活了起来闯入剧场寻找剧作家闹事的故事，这部超现实的怪诞剧让我想到：我的主人公程洁是剧本《令颜》的人物原型，她是不是也可以回到剧院呢？
还有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小说《微暗的火》，这部由一首999行的长诗和相应的注释构成的作品，每一行诗都被注释者胡乱加以解释、发挥，构成一个近乎荒唐的故事。我写的导演和演员们在排练现场对角色的塑造，再加上程洁的想法，其实也是站在不同角度对同一文本的多元解读。因为要描写话剧排练的相关内容，我以一家剧院文学顾问的身份完整地观看了一部话剧的排练过程。在这期间，我发现导演的创作和演员的演绎其实都是对原作的重新阐释。《令颜》中陈牧耕根据自己的好恶对剧本进行了修改，而杨新米则借排演吐露心声，是他们不同角度的解读导致了最后现实的冲突。
在文学作品中探索女性命运
在探索女性视角写作的过程中，我也受到了很多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以女性视角创作出的著作的启发，这些作品无论从文学性还是社会意义上来说，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例如：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到灯塔去》和《海浪》等，她于192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奥兰多》是女性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不是站在女性的视角来书写，而是包容两性，打破了男女二元对立的局限。此外，美国优秀的女作家奥康纳的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位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我认为她是20世纪伟大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深邃而广阔，小说《宠儿》虽然不是典型的女性主义文本，却触及了族裔语境下黑人女性的命运和生存状态，非常值得一读。而国内的女作家张爱玲和萧红，她们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张爱玲的《传奇》和萧红的《呼兰河传》都从女性视角表达了对女性命运和生存境况的关注。
谈到男性作家写女性角色的作品，不得不提到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虽然是由男性作家创作的小说，但他们细腻地描绘了女性的内心世界。记得根据《安娜·卡列尼娜》改编的电视剧在中国播映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少有外国电视剧可以引起那么多社会上的人的关注讨论。不少人不理解安娜为什么会爱上渥伦斯基，而抛弃了身份高贵、道德无瑕的卡列宁。但安娜就是这样，甚至卡列宁耳朵的形状和掰手指关节发出的响声，都引起她的反感。不得不说，这些男性作家对女性情感的刻画细致入微。
希望读者能像理解安娜那样，对《令颜》中的女主人公程洁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中获得些许触动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