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京溪
我的母亲是一个拥有6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她叫陈淑英，生于1928年。她在嫁给我父亲后，面对家里只有三间刮风透风、下雨漏雨的破草房和不足一亩的沙窝地，母亲每天都在想如何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
母亲实在忍受不了生活的窘境，心中燃起火焰，要与命运抗争！在她18岁那年，母亲勇敢地走出家门，加入了共产党，担任我们村里的妇救会长。做军鞋、开会、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忙得不亦乐乎。因为奶奶的疏忽，我两岁的大哥在得了破伤风后因无钱医治而夭折。失去第一个孩子，母亲痛不欲生，愧疚自责……但母亲擦干眼泪，继续出去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母亲才公开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一
新中国成立后，我的母亲担任农村基层干部20多年。那些年月，母亲既要抚养孩子，又要包片搞农业生产，还要开会传达党的政策，整天忙得脚下生风。队里牲口不够用，她就组织起一帮年轻人，拉犁耕地，不误播种。乍暖还寒的初春，往地里挑粪的队伍中，有母亲的身影。炎炎夏日的中午，在场院里翻晒粮食的人群里，还有她在忙碌。寒冬腊月，母亲又组织人，用铡刀一点一点储备下牲口过冬的草料。收缴公粮、计划生育，我们村年年扛红旗。她作风泼辣，做事干练，工作能力强，许多男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母亲再强悍，终究还是个女人，有颗菩萨心肠，尤其同情生活困难的人。为此，还犯过小错误。
1959年秋天，是我们家乡少有的好年景，满坡的玉米，长得秆儿壮，棒子粗又长；地里的瓜藤，盖得地面严严实实。正是“秋老虎”肆意发威的季节，一天中午，母亲到她负责的村东片去看坡，她站在东大湾放水闸上四下张望，忽然，发现湾南沿的一块地里，玉米秸瑟瑟抖动，而且幅度很大。有人偷玉米！母亲立刻警觉起来，走近地头儿，想看个究竟。不一会儿，玉米地里走出一个30多岁的女人，她一抬头看见了我母亲，顿时浑身一哆嗦，七个玉米棒子从青色大襟褂子里，“吧嗒吧嗒”掉到了地上。
女人惊魂未定，“扑通”给我母亲跪下了，哽咽着央求道：“侄儿媳妇， 你行行好，就饶了我吧。家里断粮都两天了，孩子饿得哇哇直哭啊。”母亲也许是感觉到了腹中我的躁动，也许是她天生悲悯之心使然，眼眶一热，上前搀扶起女人说：“大婶子，快起来吧，我知道你家孩子多，日子不好过，这事就烂在我肚子里了。”母亲拾起玉米棒给了女人，让她走小道回家。事后，母亲在组织生活会上主动做了检讨，并叫会计罚了她一天的工分。
那年深秋，父亲过世，一位银发老媪，拎着烧纸来到我家，盘腿坐在炕头上，宽慰了我母亲好半天，我们才知道当年发生的这件事。
二
母亲曾对我们说过：“男人要走出家门，去外边干大事，为国家争光，才像个男人的样儿。”
1978年，二哥正在部队服役。1979年，冬季征兵的命令又下，母亲又亲自为已在社办企业工作的我报名参军。换军装的那天，县城下了入冬的第一场雪，母亲从50里外的老家赶到县城，把我换下的便装，一直搂在胸前。但当着我的面儿，母亲一滴眼泪也没掉。
为了让我在部队安心服役，母亲50多岁时又学会了骑自行车，到四乡八疃收购猪皮。听三妹讲，一年冬天，天降大雪，道路结冰。本来就车技不熟练的母亲，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摔倒了。母亲力气小，一个人扶不起一百五六十斤的猪皮，只好坐在雪地上等。寒风凛冽，雪地冰凉，许久，才等到有人路过，母亲求人帮忙扶起车子，推着歪歪扭扭步行20多里路，天黑了才到家。
在部队，我喜欢上了新闻写作，经过了一百多次投稿失败后，终于从废稿堆里爬了出来，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稿件。母亲知道了比我还高兴。有一次，我获奖后的奖品是块电子手表，我把表带回家，根本就不会看电子表的母亲，却偏要撸下她的机械表，出门就把电子表戴上，不等人问，她就会说：“这是俺三儿在部队写字奖的。”
12年后，我转业回到家乡，母亲的头发被岁月全染成了白霜，腰也被生活压得像一棵弯曲了的柳树，再也直不起来。
三
母亲认为，共产党员什么时候都应该走在前面，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党员，得带头勤劳致富才是。母亲看清形势，组织我们生产队的几个大娘、婶子，干起了烤伙食的买卖。一个冬天下来，每人分到了一百多元钱。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母亲又承包了林业队的8亩果园，还种着6亩责任田。那时候，家里粮食没少打，果园里的苹果、桃子也赚了不少钱。
家乡东、南部山峰连绵，山下蕴藏着丰富的优质大理石资源，是闻名遐迩的石材之乡。以往，乡亲们坐拥金山吃不饱饭。政策放开后，母亲又看到了加工大理石的好前景，那时我和二哥都已进城工作，母亲主动把果园转包给了左邻右舍，鼓励他们上石材加工项目。经过几年的发展，如今我们村已有一百多家石材加工厂，在村北建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石材加工园区，每家年收入达到了20万元以上。
1989年，我四弟突然去世了。母亲遭受了近乎致命的沉重打击，也经历了一次良心的拷问。那段时间，母亲正在我服役的部队医院治病。我护送母亲回到家，已是四弟去世后的第三天中午。四弟出事前，一直和母亲做猪皮购销生意。四弟去世后，杀猪户几乎都来安慰母亲。没有人提起过四弟欠钱的事儿，四弟的遗物里，也没有欠账本。但母亲打量了一番天井里堆着的猪皮，就心里有数了：老四在外面赊着账呢。
给四弟烧过“头七”，母亲从丧子的巨大悲痛中刚缓过来，就叫上我，到四乡八疃的杀猪户，挨家挨户地走，一笔一笔地记账，一路统计下来，四弟共欠猪皮款22000元。母亲把猪皮卖了，盘算着还账。我知道，母亲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多么的不容易。母亲生活在农村，一辈子吃苦受累。到了老年，农活干不动，买卖做不了，心脏肠胃都有病，常年靠吃药打针维持生命。对母亲来说，钱就是她的命啊！可母亲偏偏是个视名声比生命还重要的人。
母亲说，从前做买卖，咱挣的也是杀猪户的钱。如今虽然儿子没有了，但人死债不能赖。做人，得摸着良心，做事得到街面上够人讲的，不能让人戳脊梁骨。二三十个杀猪户，我陪着母亲一户一户地登门还钱。
等还完了最后一户的账，天近傍晚。回家的路上，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回到家，母亲坐在炕上，擦了擦眼泪，说：“老四欠的钱都还清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四
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却有本事发明词。“俩字” 是母亲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词。她常嘱咐年轻党员：“你们不要忘了身上的‘俩字’。”在我的记忆中，这个词母亲好像说了几十年。母亲说的“俩字”，就是指“党员”。她认为，身上有“俩字”的人，就不能光想着个人，做事就不能出格。
母亲年龄大了，病也渐渐多了起来，腿脚不利索，走路一瘸一拐的。用她自己的话说，除了眼不瞎、耳不聋，浑身没有个好零件。还有一样母亲没有说，就是她到了老年脑子也不糊涂。每次开党员会，她都抢先发言，而且多数是给村干部提意见的：村里盖了那么多房子，是谁批的地？河滩上的石材厂，几年没交地钱了？个别村民上的变压器，电费差价是归自己，还是与村里分成？时间长了，有的干部就不愿再通知母亲开党员会，说母亲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母亲知道后，一下子火了：“怕我提意见，连党员会都不让我开，说明他们身上不干净，不像个共产党员的样子！”之后，支部要开党员会，总是先通知我母亲。会上要研究决定的事情，书记也事先问我母亲的意见。母亲也乐意敞开来说，从不藏着掖着。
母亲人越老，心越红，随着时光流逝，她的心却一点儿也没有褪色。
2009年的盛夏，母亲离开了人世，只留下那座空荡荡的老屋，在孤单中度过每一个清晨和黄昏。风蚀日晒，街门也老成了一本旧日历。当年，母亲勇敢地从这里走出去工作。如今，尽管母亲不在了，但我在斑驳的街门前，轻轻地摇响门闩，晚霞正把洁白的云彩照耀得无比璀璨，那云层后边透过来的光束无比明亮。这一刻，我仿佛又感应到了母亲那颗红亮的心，还突突地跳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