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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儿童动漫作品存在内容生产的混杂性与回应“钝化”、儿童文化的主体间性与童年成人化、儿童自我身份意义的建构与童年快乐解构的三重深层矛盾。当代童年文化要在解放中求得进一步发展，不仅要求童年文化克服多重矛盾性，更要求童年文化的成人生产者秉持一种严肃的文化责任意识，扮演好“守望者”和“把关人”的角色。
■ 于淼 张敦福
若论千禧年后最具影响力的国民动画前三名，《喜羊羊与灰太狼》必占一席。但近些年，《喜羊羊与灰太狼》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羊狼传说”陨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在商业化运营方面，我国动漫产业在21世纪的前10年才逐步发展。平均年龄25岁的主创团队从自身童年经历和身边趣事取材，自2003年始，历时12年，创造了喜羊羊形象授权消费品销售额超过10亿的成绩。在国内市场尚未丰盈，受众需求尚未饱和、张力不足的情况下，《喜羊羊与灰太狼》开创了中国原创动画的新时代。但是，在消费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全球社会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喜羊羊与灰太狼》被迅速地淹没在了层出不穷的新剧集里，众网友的关注犹如“回光返照”未能扭转“羊狼传说”陨落的命运。究其根本，“羊狼传说”的陨落暴露出我国儿童动漫作品存在的深层矛盾性。
内容生产的混杂性与回应“钝化”的矛盾
一般认为，儿童动漫作品的内容生产存在混杂性的弊病，造成受众的回应“无所适从”，出现“钝化”的现象，二者的突出矛盾是儿童影视作品创作上的关键问题。文化中介者谙熟文化产品的生产法则——与主流文化价值导向保持一致，然而，过度地灌输，会使儿童节目枯燥无味，可能会使儿童影视剧失去很多乐趣和刺激，但这些内容又需要得到积极的回应。这不仅有赖于儿童自身对相关讯息的积极处理，还要求家长和教育者们能够认识并利用一些特定节目的矛盾来帮助儿童澄清一些基本的社会问题。
在欧美和日韩，动漫文化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并且是作为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宗教信仰、消费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规范，以及具有历史传承性的人类行为模式的综合体而存在的，影响着每个生活在该环境中的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特征。在我国，动漫文化虽在不断发展，文化渗透力逐步加强，但低幼化的儿童受众定位认知仍占主导。这些动漫作品，一方面是创作者表达自身对世界、对生命看法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它还要完成将绝大多数的未成年人和具有孩童心理需求的成年人引渡到幻想国度中来的市场使命。
中国的动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儿童”作为最主要的目标受众，创作者生产什么样的动画作品，实质上反映了大人们期待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是顺从、信服正统，确保成人主导文化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还是反叛、置疑正统，对成人中心主义形成冲击和挑战？主创者们总表现出一种踌躇的姿态。《喜羊羊与灰太狼》结尾的固定模式——“我还会回来的”，隐藏着道德劝谏色彩。成人们总是在犹疑中小心试探，既不愿放弃对童年纯真浪漫的设定，也不肯轻易浪费成人意志渗透的机会。
儿童文化的主体间性与童年成人化的矛盾
动漫文化往往充满着幻想，带有浓厚的游戏色彩和喜剧色彩，并融入了大量的时尚元素。迪士尼动画、宫崎骏动画等世界性的文化消费品，都收获了全球各年龄各层次的受众。一方面，当年看低幼动漫的儿童已经长大，而他们的消费习惯却延续了下来；另一方面，随着后现代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渐次展开，民众生活的日益丰富，精神世界也日趋多元，其中一些民众有了一种孩童化的需求。孩童化形象消费成了世界性的文化时尚。这也印证了鲍德里亚“信息内爆”的预判，儿童文化正在“破圈”。
信息获取渠道的多元化和应用媒介设备的便捷性，使“把小孩儿当小孩儿哄”难以实现。那些主要由历史上的成人们创造的最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越来越难以进入儿童文化的领地，更是难以赢得那些“有主见”的孩子们待见。儿童影视作品的创作理念，建立在当代儿童文化权力攀升的基础上，儿童被描述成富于个性和自我决断能力的消费者。创作者努力并真诚地制造着这类产品——专为儿童而创作、适合儿童观看，且能够赢得儿童、家长、儿童专家，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让儿童能够在成人制造的产品的使用中摆脱压迫而获得解放。这些行为表面上是一种赋权，但实质上是通过文本在儿童与成人之间进行权力分配，这本身就是一场悖论。
在消费时代提供给孩子的童年文化产品中，儿童被赋予了一种特权，他们无须成长就能成为自己世界里的“神”，具备了成人般的智慧、耐性和勇气，而长期处于文化优势位置的成人理所当然地被儿童玩得团团转，汤姆和杰瑞是这样，喜羊羊与灰太狼也是如此。“凭借使用电视，孩子们不仅可以颠覆或嘲弄成人的规训，还可以对之加以逃避”，虽然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并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幻想的世界里，孩子可以取代大人成为文化的掌权者，这也是当下儿童文化产品向儿童消费者“示好”的重要策略。通过渲染儿童文化商品中的童年权力因素，消费社会制造了有关儿童权力的当代神话。童年也变成了成人文化用来表达自我嘲讽的符号。
儿童自我身份意义的建构与童年快乐解构的矛盾
“童年成了一种景观——一个资本积累和商业化的场所——许多事情借它的名义得以展开。”市场研究者最感兴趣的是，把儿童理解为玩具和其他物质商品的消费者。库克也敏锐地捕捉到“当代儿童的童年与消费文化彼此交融在一起，失去了对方，任何一方都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儿童在感受、理解、认可、记忆、模仿、改造等一系列过程中，在“儿童—成人”富于张力的文化交流和对话关系中，逐渐建构着自身的文化映像。《喜羊羊与灰太狼》以丰富多彩的影像形式、琳琅满目的玩具形式，化约成当代童年消费经济的产物，和所有童年时代其他珍贵之物一样，成了童年情感的深挚寄托。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童年纯真实质上是一种看待世界和生活的率真视角、一种采取和参与行动的自然方式，可当它卷入消费主义的逻辑中后，便摆脱不掉成年人习以为常的文化规训、思维惯性和影响。故此，尼可·波兹曼才有了“童年的消逝”这样的慨叹。
当下童年消费体验的最大问题是，“丰富”的快乐体验消解了童年记忆，借以消解了儿童身份赖以形成的童年时间。本雅明于20世纪初在《柏林童年》中描述了他的童年时代种种声音、色彩、时间、空间，“思量”“寻见”“发现”等相关动词将它们融入时间序列，构筑起鲜亮又独具一格的童年记忆。对沉浸在快乐体验中的童年个体来说，物理上的时间仍在流逝，但文化上的时间却不再向前。在消费社会所制造的游戏狂欢中，无休止的娱乐快感，让人目不暇接，在千篇一律的重复中，快感也变得索然无味了。太多庞杂的娱乐体验是童年不可承受之重，动辄几千集的剧集，数量庞大，过于复杂的氏族、人物关系，削弱了故事本身的分量。
现代人理解自己和周围社会的核心方式，是将社会分成一个个自我关注的小群体，孩子更易从他周遭的生活世界和影像世界中，获取自我认知的依据。剧作者、影视片制作人，或推而广之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传播者——“文化中介者”应当如何提供有助于下一代健康成长、共创和谐生活环境的精神食粮？随着当代生产进程的加速，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前所未有地加速融合，当代童年文化要在解放中求得进一步发展，不仅要求童年文化克服多重矛盾性，更要求童年文化的成人生产者秉持一种严肃的文化责任意识，扮演好“守望者”和“把关人”的角色。
（于淼为上海大学博士生，青岛滨海学院副教授；张敦福为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本文系山东人文社科课题（2022-YYJY-06）、2023年度校级科学研究平台开放课题（2023KFKTO13）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