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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翔宇新著《近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文化谱系》基于“文化谱系”概念探索妇女史研究的新路径，探究时代转折与社会思潮变动对知识女性的影响。作者关注“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命运，重现了曾被遮蔽的历史风景，通过详尽的史料整理，深刻洞悉了妇女解放进程的多重脉络，为理解近代中国历史进路中的女性提供了新视角。
■ 岳颖
《近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文化谱系》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高翔宇的力作。本书基于“文化谱系”概念探索妇女史研究的新路径，探究时代转折与社会思潮变动对知识女性的影响，揭示个体与群像的同质性和差异性。作者关注“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命运，重现了曾被遮蔽的历史风景，通过详尽的史料整理，深刻洞悉了妇女解放进程的多重脉络，为理解近代中国历史进路中的女性提供了新视角。
本书带领读者进入一场跨越百余年的时代穿梭，聚焦晚清、民国时期活跃于不同领域的八位知识女性：秋瑾、唐群英、张竹君、胡彬夏、马振华、冯铿、王人美、关露。作者从长时段的视角，细致分析她们个体化的人生际遇及其展现的独特精神内核，探究社会变迁中的性别文化转型，以多维视像揭示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多元议题和时代特征。
见树又见林的整体框架
作者通过选择不同身份与不同职业的女性，探赜她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共性特征和差异化行动，并尝试将个人经历嵌入宏观的历史进程，使得每个个案都成为一个切片，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性别文化风貌。作为革命家、参政运动领袖、医师、报人、教师、作家……这些女性在各自领域的奋斗和贡献，突显了她们强烈的大众意识和社会责任。作者以有机的纽带建立了个案之间的联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紧密结合。如此一来，个案研究不再是孤立的历史叙事，可视为整体历史脉络中的一个节点，这些节点牵连着知识女性在近代中国战争与革命时空下多样化的历史轨迹，构建出一个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整体框架。
全书提炼出的一个核心纽带是，革命道路为理解知识女性的人生际遇提供了重要窗口。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许多知识女性选择离家投身革命，以寻找新的出路。与此同时，这些女性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一支重要力量“浮出历史地表”。例如，秋瑾作为晚清时期家庭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先驱者，她的事迹不仅被铭记于国家政权的纪念之列，更成为民族记忆和公共记忆的一部分，完成了从“女士”到“烈士”的身份重构。唐群英是民初女子参政运动的领袖，她坚持女子参政是天赋人权，并视其为共和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她在男权社会遭遇了污名化的尴尬，但其努力为日后女性参政奠定基础。清末民初的“女医师”张竹君虽与政界保持了冷静的距离，但讲求培育女子本位意识，将女子实业与女子医学的职业训练转化为建功社会的路径。“左联五烈士”之冯铿则展示了另一种典型的转变，她从“新女性”转向“革命女作家”，通过个体“小我”融入革命“大家”，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蜕变。冯铿的经历表明，革命不仅改变了她的政治身份及社会角色，同时塑造了她特殊的“拟男化”性别气质。可见，本书不仅是对知识女性个体命运的记录，更是对她们在时代风云中所作贡献的礼赞。
近代女性精神困境的突围之路
本书注重挖掘深层次的文化脉动，特别是新旧文化分野对知识女性的影响，通过细致描摹近代中国知识女性在新旧文化交锋中的艰难历程，探讨她们在主体性身份重建、性别伦理与社会性别关系重构中面临的焦虑，并发掘她们为挣脱精神困境的突围之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吹来了妇女解放的春风，但作者敏锐地探察到，变革背后的动力主要来自进步的男性文化人士。他们鼓吹“娜拉出走”的口号，意图使两性合力反抗封建家庭的牢笼，却未能充分考虑“娜拉”走后的困境。通过马振华因男友狐疑其非处女之身而投江自尽的悲剧，揭示了后五四时期女性在两性权力关系中依旧处于弱势地位，反映了废除旧式贞操观念、倡导男女社交公开在文化传播上的不平衡和不彻底。胡彬夏在民初复古思潮回流的情势下，提出以“改良家庭”为核心的女性论述，意在通过家庭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合一来实现女性的迂回解放，这种探索与实践尽管表现了知识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的彷徨与无奈，但无疑为女性平衡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定位贡献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女性奔波于家庭与职场这一双重负担所带来的性别麻烦，在今日仍是一个未竟的命题。
战争既为女性带来了流离失所的灾难，同时也为女性生存空间的开拓创造了难得的契机。关露秘密潜伏至汪伪76号魔窟，担任日方主办的《女声》杂志主笔，一面从事对敌伪的策反工作，一面坚持沦陷区的妇女解放事业。在真实的“女特工”与被外界误解的“女汉奸”双重身份的冲突中，关露蒙受着巨大精神压力，不得不以“麻木”姿态示人，创作的“疾病”叙事文本不仅象征了个人在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中的困顿与挣扎，更隐喻了民族命运的起伏跌宕。关露的例子显示出战时知识女性在个体发展与社会革命的曲折中谋求性别自主与民族解放的摆荡，透露了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之间的复杂面相。
本书不仅关注到“摩登”作为一种时尚和现代性象征对知识女性形象的形塑，还有意识地指出，这一时期的“摩登”女性往往被视为都市消费空间中的社会性别表演客体，所关联的现代性文化景观也常常遭受质疑。这种洞见表明，作者兼顾分析了女性在社会政治文化转型之际角色重建直面的机遇与挑战。在对“摩登”女性的多角度释读中，本书并未回避现代性文化中女性遭遇物化的性别困境，但更注重挖掘知识女性如何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努力突破消费性和表演性的框架束缚。通过对民国女影星王人美的描绘，呈现出她利用电影这一现代性思想传播的渠道，以“反摩登”姿态向观众传递了关于女性独立和社会进步的观念。
走向“书写历史”的主体
除了个案解读以外，本书巧妙地建立起个体与群像、微观与宏观研究图景的联动。知识女性从启蒙时代走向行动时代，从“个体的家”来到“革命的家”，在革命大家庭中探索新生的出路，“合群”这一思潮在建构女性共同体进程中扮演着关键作用。作者追溯了“合群”概念的起源及其在推动近代中国政治变革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女界在“合群”话语的影响下，发表女性论说、组织女子团体、建立阶级联盟，借助民族主义为自我赋权，实现女性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合一，逐渐从“被历史书写”的客体成长为“书写历史”的主体。随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引入，促使知识女性与劳动妇女相结合，完成“民众大联合”，知识女性超越了妇女启蒙初期由男性主导的范畴，形成了以“合群”为特征的妇女解放与民族社会革命交织的本土化道路，最终指向“为国家谋独立，为民族谋解放”的立场。
在探讨“姐妹情”对“阶级情”的互补时，作者肯定了情感依恋和性别认同在创建“革命之家”新的价值归属与身份认同层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镜鉴意义在于，有助于正向审视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妇女解放理论，认识性别与阶级矛盾的共存关系，以及妇女解放与全人类解放的内在关联。
综上，《近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文化谱系》一书深入剖析了八位知识女性的个人命运，将不同历史阶段、身份与职业各异的女性的思想印记和实践历程呈现给读者，生动诠释了她们在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中致力于个人和社会的双重解放，并创造性地开辟出一个理解近代中国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谱系化维度。从知识女性的个体生命史中，不仅可以目睹她们在历史洪流中的奋斗与牺牲，更能深切感受到她们对社会进步与未来愿景的矢志追求，同时为深化当代中国女性发展与性别平等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启迪。
（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