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凡
一个没有数据支持的直观感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精神病人比现在多很多。仅我所在的小镇就有三四个。提起他们，人们总会说是“受刺激了”。这刺激可能是花样迭出的家暴、强行拆散的恋情、磨杵成针的羞辱、突如其来的冤屈和之后敷衍塞责的澄清——与其说是澄清，不如说是毫无附带补偿的开恩释放。所有这些都被轻飘飘地概括成四个字，“受刺激了”。没有人愿意展开讲这些刺激，更没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凭什么、怎么就遭受了这样的刺激。
只剩下“王战团们”宛如人群中不小心多敲出的空格，对着空气一遍遍问那个被消了音的问题：应该吗？不应该啊。
由顾长卫执导，葛优、王俊凯主演的电影《刺猬》，改编自郑执创作的短篇小说《仙症》，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北方城市，通过描绘王战团和周正这两个被视为社会边缘人物的角色，展现了他们在家庭、亲情、友情及爱情等方面的挣扎与成长。
葛优饰演的王战团，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位特立独行者，时而举止癫狂，行为出格，但在混沌中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清醒。他是一位“精神病人”，但有着独特的清醒和洞察力。王俊凯饰演的周正是王战团的侄子，性格敏感而寡言，因口吃问题封闭自我，内心却藏着不为人知的反叛精神。他是一个敏感沉默的少年，渴望被理解和接纳。
周正与“精神病人”王战团不同，生理上一定程度的缺陷被认为是可以治愈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尤其有治愈的必要，于是他也就遭受了分外的重视与折磨。针灸扎舌头、含石子读书、喝来路不明的偏方中药、被神婆劈头盖脸地抽打……疾病与治疗互相形塑，互相强化，最终几乎倒果为因。在那个容异率奇低的环境里，除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疯子，哪怕是亲生父母也没能宽容地说出一句：“你没病，你只是有点不同。”
王战团和周正，尽管都被视为“异常”，但在生活中屡屡掀起波澜，发生了一连串看似荒唐的事件。在外界的不解与标签之下，他们实则是彼此生命中的灵魂伴侣，对世界的感知有共鸣，能在对方身上找到慰藉与力量。
影片所讲述的故事，不免让人想起了导演顾长卫的代表作之一《立春》。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顾长卫执导的电影充满了人文关怀和文化反思。《立春》里同样展现了小城镇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他善于用微小的细节来营造氛围、暗示人物命运走向，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世界。在《立春》里，王彩玲的才华和梦想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这种孤独与不被理解的感受，正是边缘人物在主流社会中的普遍生存状态。从这一角度看，两部电影有相似之处，都是对一部分生命个体的生存境遇与残酷命运的探索。
在叙事方面，影片双主角的叙事像DNA双螺旋，总体并行，偶尔交叉，始终密不可分。通过双主角的设置，电影可以更加深入地挖掘和展现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成长历程。这种深入挖掘不仅提升了故事的层次感和深度，还使得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能够产生更加深刻的情感共鸣和思考。
他们与普通人的差异化，让他们可以“抱团取暖”。所以王战团是周正的一束光，只有他总是笑着招呼他下水游向太平洋，拉他从气氛压抑的家庭野餐逃离，展开一场离经叛道的林中探险。他们的关系自始就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别叫大姑父，叫我王战团”。
于是，周正一直叫他王战团，这一没大没小的称呼之所以被家人默许，恰恰因为王战团是被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除名的人——被放逐者不配为人姑父。而周正在拼命砸门试图叫醒昏睡的王战团时，情急之下喊出的那声“大姑父”，则令人意外之余又心悦诚服。那既是亲情的唤醒，也是周正对王战团的认可，甚至是心底的爱。
在任何一种关系里，那种永远不被认可、压抑的感觉都会令人窒息。多年以后，已经成为三副海员的周正携妻归家，父亲却没一句肯定的话，仍旧板着一张脸，用“谁家那小谁几年就升船长了”来敲打儿子，窒息感在此刻达到顶峰。永远不满意的父亲，永远“为你好”的母亲，用天赋父权母权肆意揉搓你的人生，然后在长出皱纹和白发后适时地展示脆弱，说着“幸好你没成为又一个王战团”，仿佛唯一把他当成正常人的王战团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脏东西。这一幕，或许很多人都能生出一种“太真实了”的共鸣，因为，在大多数中国家庭里，“别人家的孩子”才是父母期待子女们成为的那个优秀的“样板”。
幸好，在母亲问出那一句“那你能原谅我们吗？”时，他说：“我不原谅。”
真的松了一口气！看了太多互相理解冰释前嫌抱头痛哭父慈子孝的圆满结局，乃至对自己的不能原谅感到愧疚和痛苦的人们，听到这句“我不原谅”，有一种莫名的欣慰。尽管说这句话的人还是为母亲拭去了泪水，请父亲为自己的孩子起名——沈阳的阳，不是太阳的阳。但那一句“我不原谅”，是对惯常的剧本套路里皆大欢喜的戏码一次人心所向的“摒弃”。
在普通人的成长历程中，曾经受过伤的过往，总会在成年后因亲情等各种理由被规训要去理解、和解，甚至要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但，更多人的内心，或许并非真心想要如此。因为对于那些实在不应该的事，原谅就等于背刺曾经的自己。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王战团那样，被世界扎了满身的刺还能宽厚、理解、同情，去爱和去做梦。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不原谅。
与原著不同，改编后的电影《刺猬》弱化了时代背景，但内核仍在，影片有对特殊生命个体的人文关怀，也有对人们生存的现实环境的批判。或许，结尾的处理，似有一些云淡风轻，但依然余味悠长——
“多年以后，当我置身斯勃齐堡尖角的陌生海域，和沈阳的浑河岸边，两阵相似的风吹过，我肯定，我们再也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周正说：“我们再也不会被卡住。”
不会被卡住，不是放下了，而是接受了。能够不按照某种生活范式，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活着才是人们最普世的期待，而接受了，不过是红尘阡陌里普通人无奈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