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孩
来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的愿望已久。因为，浦口有个火车站，1917年的冬天，有个老人在此送他的儿子到北京去求学。八年后，老人的儿子感念当年父亲的辛苦与慈爱，写了著名的散文名篇《背影》。在我看来，生活在浦口的学生们是幸运的，他们在读课本上的《背影》时，是可以在老师带领下来到浦口火车站进行现场教学的。生活在浦口的文学爱好者也是幸运的，在这里，他们可以切身感受到一个散文名篇是怎样诞生的。
从机场到浦口的路上，我问朋友文剑，“我们今晚就住在浦口火车站吗？”文剑说，“您不必急，明天一早就安排去火车站，现在我带您去吃饭。”等进得山里，在公路的岔道口，便看到了“不老村”的牌子。时下，有很多的农村时兴文旅招牌，兴起各种农家乐、民宿，若说最时髦的莫过于健康绿色养生了。
傍晚时分，车子七拐八拐，停在了一个名曰“不老居”的民宿门前。进得门来，见一个宽敞明亮的院落，眼前的柜台，是一个被无数大小葫芦装饰的景观。到了近前，一位干净利索的中年女子从侧门迎出来，文剑介绍，“她是浦口区的作协主席徐仁萍，人称不老村的‘葫芦姐姐’。”
走进徐仁萍的葫芦坊，我问她不老村的“不老居”是不是为了追求时尚？徐仁萍说不是。她所在的这个不老村是她的娘家，前些年政府拆迁时，她和父母也曾犹豫过，到底是要钱买新居，还是留下来建民俗文化体验馆？几经考虑，她还是下决心，想用行动把乡愁留下来。
不老村早已有之。“不老居”只不过借“不老”之名而已。以我的经验，葫芦这种草木结成的果实，大都生在北方，尤以山东聊城的东昌葫芦最富盛名。早年在北京郊区居住，村里的许多人家院里院外或多或少的都栽种几株葫芦。葫芦的藤蔓爬得很高，冬日到来，落叶散尽，几个葫芦在风中摇曳似乎成了归人的灯盏。农人种植葫芦，食用是次要的，更多的是一种欣赏。
我觉得很多农人种葫芦原本只是为了玩儿，但玩着玩着就玩出了艺术，玩出了价值。聊城那地方在宋代出了一个叫王合尚的人，他早先在皇宫里是个艺人，常常在葫芦、瓷器上画人物山水、花鸟鱼虫，渐渐地就成了独门手艺。后来，他离开皇宫回到聊城，就把雕刻装饰葫芦的手艺传给了当地人。
徐仁萍说，南京这地方不怎么种植葫芦，即使有个别地方种植几株，结出的葫芦个头小不说，质地也很一般，几乎无法用。我问她，你这么热爱葫芦，如何延伸它的文化价值呢？徐仁萍说，此前她只是单纯的喜欢，她从很多地方购置葫芦。前年，她儿子朱威宇大学毕业，他学的是平面设计专业，这孩子也喜欢葫芦，现在专门从事大漆葫芦的创意设计，已经被浦口区确定为大漆葫芦的非遗传人。说着，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和一个女孩子走了过来。徐仁萍告诉我，这就是他的儿子和儿媳。
在葫芦坊旁边的一间工作室，朱威宇将他设计的几件大漆葫芦和瓷器拿给我看。我抚摸着那些圆润泛着晶光的艺术品，问朱威宇：“你做这个能养家吗？”朱威宇腼腆地说：“现在暂时还不行，不过我妈支持我坚持自己的想法。”我说：“你要真有心做大漆葫芦，就要把它当终生的事业，以我对制作工艺这行的了解，没有几十年恐怕是成不了大师的。另外，要有个响亮的艺名，比方说前人中的泥人张、王麻子。”听到这里，徐仁萍瞬间明白我的意思，赶忙说：“红老师，既然您今天有缘和我们全家人见面，就请您帮我儿子赐个艺名吧！您的笔名红孩就十分响亮。”
我对他们说，“我也不过是班门弄斧，至于艺名，我倒有个很怪的名字，可以说来供你们参考。”我接着讲道，在北方有个俗语，叫歪瓜裂枣，意思是说这种形状的瓜果虽然外表丑陋但吃起来却格外香甜。后来，人们又发现，有一些长得“歪瓜裂枣”的人反倒具有偏才。就说这葫芦，人们种植除了是一种对庭院的装饰，也有它的实用价值，比如做成乐器葫芦丝。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的农村，很多人家常把一尺上下的大葫芦用手锯拉开，这样就形成两个水瓢。水瓢舀水，一是方便容量大，再者那瓢泡在水里不但不沉，且不易腐蚀。讲到这里，我对徐仁萍说，“你经营葫芦，叫‘葫芦姐姐’，你儿子也在经营葫芦事业，葫芦切开就是瓢，你儿子索性就叫‘歪瓢’吧。寓意他将是制作大漆葫芦的奇才！”
徐仁萍先是迟疑了一下，几秒过后笑了起来。我也不禁笑出声来，指着朱威宇对徐仁萍说，“真对不起了，你这么英俊的儿子，我咋就给起了个这么歪的名字。”朱威宇一旁年轻的妻子看着脸色通红的“歪瓢”，也笑个不停。
“不老居”是一个充满欢乐祥和的所在。“歪瓢”告诉我，他做一个大漆葫芦通常要十几道工序，每一道上漆刷色都要阴干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多月。我说，这手工制品往往要靠岁月来不断地加持它，所谓“老物件”，就贵在一个“老”字。我注意到，“不老居”的Logo是一个大肚的葫芦，徐仁萍在它的左上端留了一个大大的气口，这是不是有意让葫芦能够自由的呼吸呢？
我恍然意识到，“不老居”之所以称为“不老居”，原来是因为，它的一切都在围绕生命的律动运转……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曾任中国文化报文学副刊主编，其作品曾获得中国新闻奖文艺理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