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亚菲

　　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里，文化既是深植沃土的千年根脉，更是照亮前路的精神灯塔。从脱贫攻坚的胜利丰碑走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乡村不仅需要产业兴旺的硬实力，更呼唤文明乡风的软滋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以下简称《规划》），细化部署今后一段时间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工作。本报就如何做好“繁荣乡村文化，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邀请几位专家进行解读。

　　厚植诚信沃土 培育时代新人

　　《规划》提出，“开展诚信宣传教育，深化诚信缺失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晓莉表示，《规划》为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乡村诚信缺失在行政层面和社会层面均有不同表现形式。”王晓莉认为，在行政层面突出表现为基层政府公信力弱化，例如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冲突、腐败问题等。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电信网络诈骗等经济欺诈、恶意撕毁土地流转合同等契约违约行为，以及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道德失范行为。

　　王晓莉表示，乡村诚信治理面临文化与社会结构制约、制度性障碍以及技术能力短板。王晓莉建议，治理需构建分层治理体系，创新信用管理工具，并强化文化认同与技术赋能。通过行政管制、市场激励、社会参与、技术赋能，形成“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乡村诚信治理闭环。“同时，需充分尊重乡土社会的伦理逻辑，将现代信用理念植入传统礼俗之中，最终实现乡村善治与文化结合的有机统一。”

　　在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辛治洋看来，学校教育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阵地，学校必须把改进和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放在首位，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只要找准小切口，学校就能在乡土德育中发挥主阵地作用。”

　　《规划》特别提到了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辛治洋表示，在乡村，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特殊挑战有三点：一是监管力量的空缺，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祖辈监护人对儿童上网行为缺乏契约性管理，对其风险行为往往只能听之任之；二是上网娱乐的替代品匮乏，“手机带娃”现象普遍；三是网络安全教育针对性不强，忽视乡村特有的网络诈骗途径和上当方式的警示教育。

　　辛治洋给出三点建议：一是重点培养乡村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领导力”。“最好的防护是自我防护，教育应给予未成年人积极乐观的激励，引导未成年人主动示范其在规避网瘾、防范网络安全方面的积极努力和成效。”辛治洋说。二是开发乡村娱乐项目和空间，引领未成年人在集体生活和娱乐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和相互督促，使得人人都是“网络安全员”。三是开发《乡村网络风险》图鉴、反诈山歌和短视频，在未成年人常用网络平台上投放，增强网络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应融入未成年人的乡土生活肌理，这才能构建起有效的未成年人网络防护体系。”辛治洋说。

　　推进移风易俗 倡导文明新风

　　针对《规划》强调“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弘扬良好乡风家风民风，引导村民遵规守约，扎实开展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治理……”王晓莉认为，这些现象具有复杂的社会根源，在推进治理过程中主要面临来自传统文化观念、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乡村治理机制在变迁过程中的阻力。

　　王晓莉表示，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都是慢变量，改变不会发生在一朝一夕。大操大办的婚礼仪式和高额彩礼根植于传统乡土社会土壤，有其独有的功能与价值，诸如强化上一辈的社会关系网络、分散农村社会的养老风险，并且被赋予特有的象征意义，如承载着家族声誉、身份认同等。

　　王晓莉认为，治理高额彩礼与大操大办需构建“标本兼治”的综合体系。短期内可以通过发挥行政管制机制作用来强制人们的行为惯性，包括：明确法律底线，如明确高额彩礼的法律界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条款细化为地方性法规；强化村民自治约束，如将彩礼上限、婚宴规模等写入村规民约；发挥“祠堂议事”等红白理事会的作用，改造“新风礼堂”等倡导新风尚的公共空间；树立典型示范，如评选“新风家庭”“红黑榜”，对“低彩礼”给予经济激励等。

　　长期看，则需推动城乡均衡发展，完善农村社会保障，重塑下一代的性别观念和婚恋价值观等。“只有当新规范既能承接传统乡土社会的伦理逻辑，又能回应现代化变迁中的功能诉求时，文明新风才能真正扎根，逐步形成可持续的治理新格局。”

　　面对《规划》提出“推进农村殡葬改革，培育现代文明殡葬新风”的要求，又该如何科学规划公墓布局与生态殡葬模式呢？

　　王晓莉指出，一是通过土地集约利用与空间优化布局来化解土地约束。选址避让耕地与生态红线，开展立体化与多功能复合型用地设计，以县域为单位进行编制规划与梯度配置。二是引导文化适应性创新来消解观念冲突。奖罚分明，对于传统礼俗进行创造性转化。开展零碳公墓等试点示范工程，推动村民共议生态殡葬新规则。三是借力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赋能来创新多元化生态葬法。开发“云祭祀”等数字化悼念空间，提供虚拟献花等虚拟悼念载体。四是优化制度系统性供给以保障长效运行。将公益性公墓纳入县域国土空间规划，实行“多规合一”。优化“殡葬公共服务用地”的土地供给制度。

　　王晓莉认为，婚丧简办倡导性标准，在数字化时代，也可通过积分制、道德银行等创新载体，将文明行为转化为可量化的乡村治理资源。

　　“借用数字化技术将村民的文明行为转化为可度量、可存储、可流通、可增值的治理资本，以实物奖励、公共服务优先权、信用额度等载体提供正向激励，优化乡村社会的治理秩序。”王晓莉说。在此过程中，既要把握数据伦理边界，也要避免传统文化惯性与现代治理理念的价值碰撞，需不断寻求平衡。

　　健全服务体系 畅通资源渠道

　　《规划》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探索建立群众文艺团队培育引导机制。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联动高效运转，推进农家书屋改革创新”。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研究所所长、教授何慧丽今年2月曾带领6名来华留学生赴河南省灵宝市，参与当地“灵宝社火”活动并进行调研实践。实地调研后何慧丽发现，一方面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目前情况并不理想，另一方面基层对优质文化资源的需求又十分迫切。

　　“优质文化可以生发于农村这片土地，多年来我致力于推动‘家风家教家文化’的传播事业，在乡村地区挖掘家的故事，这种看似简单的家庭文化是当代乡村迫切需要的。”何慧丽说。

　　何慧丽认为，哪里有农民，哪里就需要文化，既要根据常住人口数量进行文化资源的分配，也要选择群众能接受欣赏的文化。“乡村地区现存的宗祠、寺庙、非遗传承都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可以发挥更重要的意义。”

　　“当前基层最重要的是‘不拘一格引人才’，在福建省屏南县已经推出了‘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政策，‘破五唯’吸纳各行各业的人才进入乡村，当地多个荒芜村庄现在成为青年人低成本创业的大舞台。”何慧丽认为，首先必须发掘并培育文化领域的杰出人物及其团队，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和荣誉肯定。

　　其次，应充分利用组织机构的功能，举办区域性竞赛活动。提供展示平台，以便他们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成果。将地方民俗活动转变为“文化符号”，打造地方核心IP。

　　何慧丽表示，当前的一些实践站存在缺乏持续性现象，原因是缺乏上下级充分沟通和联动。建议联络制度重构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切入，横向建立由一部门统筹、多部门参与的“文化治理联合体”，并配备部门联络员；纵向将实践站建设纳入县、乡、村党委书记述职评议，设立绩效考核指标，将运营成效与部门预算、干部晋升形成强关联，建立有效的责任链条。通过制度约束解决“不想为”，通过精准激励破解“不会为”，最终实现文明实践站从行政任务到治理枢纽的质变。

　　此外，电子阅读和远程教育资源的提供应尽可能便捷，如今乡村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十分高，协助群众能够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直接阅读亦十分重要，避免将资源集中于村部等占用实体空间的场所。

　　“我相信农民就是一颗颗种子，本来就有学习的本能与获取知识的渴望，外部力量正确地、科学地、适当地引导，就能激活、激发农民群体自身内在的自主性力量。”何慧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