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亚菲
日前，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妇女儿童权益保障与家庭文明建设，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从“实施巾帼追梦人计划”到“推进家政兴农行动”，文件为农村妇女就业增收开辟新路径；从“扩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到“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文件为未成年人保护与文明新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这些务实举措既是对农村民生短板的精准补强，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展现了党和国家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谋幸福的坚定决心。
权益保障筑基 就业赋能添翼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实施乡村巾帼追梦人计划和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对此，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晓莉表示，中央一号文件对妇女的政策支持，体现了国家对发挥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的重视，正在重塑乡村产业新业态、新生态。
对于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推进家政兴农行动”，王晓莉表示，在“推进家政兴农行动”中既要创新举措为农村妇女提供就业新路径，同时，也要完善相应的权益保障机制为农村妇女就业保驾护航。
在就业路径创新方面，应全力打造家政服务职业化升级版，如开发“乡村管家”职业资格认证、推行“培训券+学分银行”制度、创建“乡约家政”区域公共品牌等。
在权益保障机制方面，应着力构建四维防护体系。“应试点‘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即时参保’、建立跨省社保接续快速通道、开通12338妇女维权热线家政专席以及在用工集中社区设立‘流动仲裁庭’、推行‘休息权保障计划’等。”王晓莉强调，同时还应注重增强数字赋能、财政支持和质量监管。例如，开发“家政兴农”App、给予企业稳岗补贴和县域实训基地税收减免等。
“要突破农村妇女可能面临的职业发展天花板，可以通过教育重构、产业赋能、数字升维来改变乡村女性人才的成长轨迹。”王晓莉说。
王晓莉表示：“教育重构”的核心是利用“数字+”打造终身学习体系，如智慧教育网络、阶梯式培养机制以及学分银行等新老技能认证转换。“产业赋能”的关键在于构建“村—县乡—区域”三级产业赋能矩阵，如村级“创客庭院”、县域女性专属产业培育、区域“她经济”女性领办产业带。
“此外，应注重金融赋能创新，以发行专项债券等形式支持创业孵化，积极搭建‘妇字号’产品的市场对接，在标准集成、网红培育、跨境合作方面提供支持。创新职业晋升通道，以‘乡村CEO’‘传承人培养工程’等形式重构乡村人才评价体系，建立动态评估体系和对策响应机制，真正助力农村妇女破解发展天花板。”王晓莉说。
救助机构扩面 关爱服务提质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农村婴幼儿照护服务。扩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覆盖面，提升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
王晓莉认为，可以通过倡导“发展农村婴幼儿照护服务”社会化服务体系，进一步解决“照料难题”。在发展农村婴幼儿照护服务方面，可通过“村—乡镇—县”三级联动改造，将设施网络下沉，辅以服务模式创新和人员培育。如，村级改造闲置校舍建设“妈妈驿站”，乡镇新建普惠托育中心（推行农忙季24小时托管），县域建立婴幼儿照护指导中心。以流动托育服务车、社区互助积分制等做法创新服务模式。面向中职院校开设“乡村育婴师”专业，开展奶奶、姥姥科学育儿学院等。
安徽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教授王世民认为，构建可持续的儿童关爱服务体系需建立“四位一体”长效机制，应从政策保障、资金支持、人才建设、项目实施四个维度系统推进。
在政策保障层面，王世民建议将儿童关爱服务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整体框架。除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等法规政策外，应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推动民政、教育、卫健等部门形成政策合力。特别要将儿童关爱服务纳入精准关爱项目评审体系，设置儿童服务配套指标，确保政策落地效能。
资金保障方面，呼吁建立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设立儿童福利保障专项科目，同时鼓励社会资本通过公益创投、慈善信托等方式参与，形成“财政保基本、社会作补充”的多元筹资体系。
针对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王世民建议实施“双轨制”人才培养计划：一方面完善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职业发展通道，建立分级培训认证制度；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培育社会组织专业力量，构建“法律顾问+心理咨询师+医务社工”的专业支持网络。
王世民指出，项目化运作需建立全流程监管评估机制。当前部分地区存在“重建设轻运营”现象，建议建立项目准入标准，实施动态监测评估，重点考核服务覆盖率、满意度等核心指标。可借鉴浙江省“示范性儿童之家”星级评定经验，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绩效评估，确保每个项目都能形成“需求调研、方案设计、服务实施、成效评估”的完整闭环。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儿童服务需求呈现新特征。诸如网络沉迷引发的心理问题、随迁子女城市融入困难等。这要求服务体系既要巩固传统领域，更要创新服务供给。建议将社会、法律、医学、心理学等内容全部纳入服务标准，通过数字化平台建设、家校社协同机制等路径提升服务精准度，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王世民说。
婚俗改革破旧 文明新风润心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作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农村高额彩礼不是新问题。几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部署破解之策。2022年提出，“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2023年提出，“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2024年提出，“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
近年来，民政部、全国妇联等相关部门，以婚俗改革为抓手，扎实开展高额彩礼等婚俗陋习治理，有效减轻了群众婚嫁负担，文明健康婚俗新风逐步形成。
但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仍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靳小怡表示，近来，高额彩礼在传统现金形式的基础上，衍生出多种新变种，例如，将彩礼从现金延伸到房产、车辆、金首饰等贵重物品；为女方或女方父母购买高额保险；通过名义转换，即以“恩养钱”“资助”为名，或彩礼分阶段支付等。攀比链条从彩礼扩展到婚宴规格、蜜月旅行等。
“尽管国家出台政策限制高额彩礼，但变种彩礼仍通过隐性形式收取。移风易俗需结合经济保障与文化宣传，观念的改变才是治本之途。”靳小怡表示，全国妇联可以与共青团组织、民政部门协同，以转变观念为重点，大力宣传倡导“婚礼节俭办”、让彩礼从“利”归于“礼”等新理念。父母对儿女的资助要量力而行，表达心意即可，儿女则应树立“自己的家业自己创”的理念。
妇联组织应发挥在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发挥妇联干部执委、巾帼志愿者等基层宣讲队伍作用，运用乡村大喇叭、曲艺表演等群众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新型婚育文化、新时代家庭观。
另外，靳小怡还建议，农村社区可以通过文化活动促进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改善。比如，在二十四节气组织“换工帮耕”，相邻家庭结对完成农事，老年传授种植经验，青年承担体力劳动；结合当地传统文化进行亲情剧场演出，让移风易俗更加贴近生活、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