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景韵润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我看了之后，心里特别受鼓舞。”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汝州市家家靓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于莉难掩激动，去年全国两会，她提出“用约束性措施遏制高彩礼”的建议，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

　　2月23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提出要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作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自2019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经7年6次点名高额彩礼，传递出持续治理的信号。

　　“组合拳”治理高额彩礼

　　“我们村是以种植蔬菜和树苗为主的农业村。当年，我们村人均年收入约1.8万元，而彩礼金额普遍在18万至19万元，最低也要8.8万元。而且一些经济困难的家庭，彩礼反而更高。”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炳启回忆。2018年，退休后的他回到家乡大庄村任职，发现村里婚丧嫁娶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高额彩礼问题尤其突出。

　　“彩礼问题十分复杂，牵涉家庭经济状况、人口结构、价值观念、传统习俗等多方面因素，如果直接强行干预，不仅难以奏效，反而容易激起反感，因此不能单方面发力。”石炳启说，“在我们村，低彩礼被纳入《村规民约十要十不准》，明确规定彩礼不得超过6万元。这个金额是经过广泛征求村民代表意见后确定的。去年5月，我们村又通过民主程序，将彩礼上限再降低了1万元。”

　　“推行初期，一些家庭对降低彩礼存在抵触情绪，不少村民认为彩礼是家事，轮不到村里插手。”从反复讲道理到“以面子制衡面子”，石炳启告诉记者，对于低彩礼家庭，他会去主持婚礼，并推荐其参加集体婚礼，提升家庭荣誉感。将低彩礼与荣誉激励机制挂钩，如将践行“低彩礼”的家庭纳入村里的“积极分子库”“榜样库”，颁发“婚俗改革先进家庭”牌匾，在创业致富路上给予助力……久而久之，大庄村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村民逐渐形成了“彩礼越低越光荣”的共识。

　　乡镇协商将彩礼改革落到实处

　　“6年来，大庄村结婚的23对新人都选择了低价彩礼，我们也摸索出一套‘五部曲’方法。”

　　石炳启分享经验，“首先要建立队伍，把红白事纳入村‘两委’班子管理，再制定规矩，明确规定婚礼礼金、宴请标准等细节，然后通过张贴公告、大喇叭广播、村民大会、文艺节目等形式反复宣传低彩礼的理念，最后两步是实施行动和总结评比，从男女双方谈彩礼到完婚，由理事会成员全程跟进，对践行低彩礼的家庭发放相应奖励。”

　　在石炳启看来，“彩礼改革应通过村规民约、群众自治等方式落地，但仅靠一个村的努力远远不够。彩礼问题具有区域性，如果一个村推行低彩礼，而周边村镇仍坚持高额彩礼，政策难以有效落实。因此，我们市在2021年成立了涵盖9个乡镇的红白理事会联盟，根据经济水平和实际风俗习惯协商定下了低价彩礼的标准。”

　　于莉表示，乡镇和村庄要依据指导意见，通过制定村规民约将行动落到实处。“要把文件研究透，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使政策更具温度，再贯彻落实下去。”

　　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

　　大庄村的经验，为治理高额彩礼提供了有益借鉴。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石炳启带来了关于推广低价彩礼的建议,“各地应制定彩礼金额上限标准，不超过当地人均年收入的两倍，既考虑到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又契合社会发展变化节奏，避免因彩礼过高导致家庭错过发展机会。”

　　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要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作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于莉对此十分认同，“妇联、共青团等组织贴近群众，能从情感和心理层面给予引导，帮助农村适婚群体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移风易俗、治理高额彩礼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努力，但只要我们持续关注，多方发力，就一定能让农村的婚俗风气越来越好，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于莉充满信心地说。